六世达赖，西藏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藏族人的达赖——他是门巴族人。仓央嘉措十五岁被选为灵童，但是正值政权内部权力斗争激化时期。十年后，他被西藏政教斗争殃及，被清廷废黜，解送北上，道经青海湖时在一个风雪夜失踪，不知所踪，给人留下了多首感人至深的情诗。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因着这句诗，在世人眼里，仓央嘉措成了不折不扣的情僧，他来到世间，只为追求那“如果不相见，就不会相恋；如果不相知，就不会相思”的至情至性，但是命运却让他成了转世灵童，这便是情与佛的奇缘。
在世人眼里，苏曼殊同样也是一位情僧，如果说仓央嘉措的情是达赖身份与他的“玛吉阿米”（他所深爱的姑娘）交织缠绕产生的一种张力的话，苏曼殊的情则是疾苦身世、苦难和他的泛爱衍生的放纵。如果说仓央嘉措已经事实性地和他的爱人缠绵，苏曼殊则是苦守着他的底线与痴傻，真的是做到了“不负如来不负卿”。
遗憾的是，祈垣精舍前卫的办学计划最终未能如愿实施，苏曼殊于年底至上海，且他也明白无须再返江宁。上海也无可任之事，苏曼殊只得跟若干朋友略作寒暄，便直渡东瀛去了。等待他的，将是其作为一个情僧所最难迈过的——美人关。
东京不太平
1909年初，东京。
元旦刚过，东京的天气还在迸发其最后的余威，天色昏暗，浓云密布，一场暴风雪正在酝酿。苏曼殊伫立在车水马龙的街头，茫然不知所往。自刘师培变节后，苏曼殊在东京的住处便成了问题，朋友虽多，但能提供住处的却很少。
而此时的同盟会东京总部——《民报》社，却正处在巨大的内部纠纷之中，同盟会已经自己从内部打杀起来。
其实自同盟会草创之初，它就并非是铁板一块，以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等为代表的光复会江浙帮与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两广帮就有些貌合神离。例如当章太炎加入同盟会时，光复会就不同意其以光复会会员身份入会，章最终只得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而两派对在何处开展革命起义也分歧较大：前者主张在武汉，后者则主张在两广。当革命事业进入到实践阶段，清廷对革命党严加控制，革命事业遇到空前困难的时候，这些小摩擦和分歧就演变成了**裸的关于同盟会领导权的斗争，这其中就有了著名的两次“倒孙风潮”，而苏曼殊刚到日本时，第一次“倒孙风潮”刚刚刮过。
“倒孙风潮”的“孙”，当然就是指孙中山。这次“刮风”的主要人物是章太炎。这次事件也导致章孙两人在1903年的“甜蜜”
后出现裂痕，并最终发展到反目成仇。
就是在章太炎和孙中山大战后期，苏曼殊来到东京。章太炎此时身处舆论中心，不时有人谣传他想夺权，受此影响，章太炎灰心丧气，组织弟子成立梵学会，开始以学习梵文来调解内心的烦闷。
苏曼殊作为学会译师，每天为大家义务传译两个半小时。但是，章太炎的弟子似乎对梵学不感兴趣，以至于第一次上课旷课的就颇多，就连鲁迅也没来。于是，课程变成了印度僧、章太炎和苏曼殊的三人会谈。苏曼殊因为刚患脑病，翻译完后经常头疼得无法歇息。尽管如此，苏曼殊还是每日午前给大家义务传译。
平时，苏曼殊和印度梵文师弥君交游，共同翻译印度诗圣咖梨达奢的长篇叙事诗《云使》，但是终究因为脑病而搁置。
这期间，苏曼殊迁居数次，从神田区小川町十一番地川馆到小石川区高田丰川町三十一番玉铭馆，都是他短暂的逗留点。苏曼殊数次迁徙，居无定所，没有家的感叹使他时常黯然神伤。
料峭春寒时节，苏曼殊时时在寒冷的东京街头游**，一种被遗弃的孤独感挥之不去。他徒步来到郊外，漫无目的地走在山林旷野中，任由雨雪扑面，脚踏湿泥与满地樱花，他的心似乎还是那样拥堵……终于，他决定独自前往静冈县和山梨县之间的富士山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