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兄弟谦让。这种谦让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让出爵位，一部分是让出财产。有爵位的老爹死后，爵位本应由兄长继承，但兄长发现爵位不怎么样，于是敲锣打鼓地把爵位让给弟弟。可爵位乃国家所赐，是公物，不能说让给谁就让给谁，兄长痛哭流涕地给皇帝上书，要让爵。皇帝不允，兄长再上书，搞得天下皆知，目的达到后，兄长才极不情愿地继承爵位。至于让财产，更是让人心惊，有的做兄长的把老爹留下的全部财产让给弟弟，自己则吃糠咽菜。

千年前尧舜提倡的孝顺和谦让，到东汉末年，虽有孝顺和谦让的种种行为，但念头已不正。孝顺和谦让这两种美德成为谋取官职的手段，人心浮躁，刘秀难辞其咎。

人的行为倘若不是发自内心，而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行为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已经是典型的知行不一。人孝顺父母，那就一门心思专注于孝顺父母这件事，如果想着靠孝顺父母得到个孝子的名声，这就是知行不一。

第三，为恩主报私仇。用各种方式展示名节的人最后受到官员推荐，该官员就成为其恩主。为报答恩主，被举荐人为恩主上刀山，下火海，眼睛都不眨，为恩主报仇根本不在话下。比如，退休官员苏谦被当年的仇人李暠陷害致死，曾被苏谦举荐的一些人就挖掘地道，进入李暠房间，杀了李暠的儿子和小老婆，又跑到李暠老爹的坟墓处，掘尸砍头，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居然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好评，可见是非不分、良知不明到何种地步。

第四，变态的廉洁。官员贪污是中国古代普遍现象，大家都知道皇帝最恨贪污，于是做激烈地矫正。做小官的人想要继续飞黄腾达，不但不能收其他人的礼物，甚至连亲人都要拒之千里。官员范丹去姐姐家吃饭，饭后非要付饭费，搞得他姐姐用扫帚将其扫地出门。

从以上论述可知，刘秀所推崇的名节产生了以下恶果。

一、官员只重视身边和眼前的人际关系，鼠目寸光，忘记了法律、道德、社会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奉献。那些被恩主推举上来的官员，眼中只有恩主，没有皇帝，这导致百年来所建立的如苏武、李陵那样的爱国主义烟消云散。更要命的是，进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只对恩主负责而不对国家负责，于是对国家指指点点，忘恩负义。国家用俸禄养出了无数白眼狼，知识分子对国家只有批评，没有建设，放弃家国情怀，到处拆国家的台。随便翻一下东汉名士史即可发现，他们永远在放大国家恶的一面，从来看不到国家的良知，如同怨妇一样，侵蚀着自己的祖国。

二、人们将与生俱来的道德感（谦让、孝顺）扭曲为竞争的目标和获取利禄的手段，伪君子开始多于真小人。史载知识分子赵宣为博取功名，葬亲后不久即关闭墓道，在黑暗世界守孝二十余年。后来政府去征召他出来做官，赵宣心花怒放，招呼他的几个孩子出来叩谢，前来的政府官员震惊得闭不上嘴，按规定，守孝期间是不能和老婆同房的，赵宣的孝，已不是良知，而是最大的人欲。

三、士大夫门第的形成。先秦时期，“士”是武将，“大夫”是文官。董仲舒提出培养国家官员以后，进入官僚系统的全是儒家知识分子。这些人来自同一帮派（儒家），所以有相同的价值观，最终通过互相捧场和推举，形成了强大而顽固的力量。这力量到东汉时期，已不可撼动。而且这股力量有意识地推举、选拔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也就是士大夫阶层的人。由此，士大夫门第观念和事实完全形成。士大夫们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唾沫横飞地对国家指手画脚，却从不承担责任。政府官员全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上升渠道关闭，农民永远是农民，工匠永远是工匠，士大夫永远是士大夫。士大夫门第观念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直到清朝灭亡，才退出舞台。

刘秀固然把西汉帝国倒在地上的龙旗重新竖起，不过，由于刘秀胸无大志，根本是个被时势推至前台的皇帝，所以他不可能延续中华第一帝国的强盛，这面龙旗从升起那一刻起，就开始滑落，悄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