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逖没有刘琨的伤感，他剑眉星目，高傲地立于船头，用船桨击打船体矢志道：“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我要是不能恢复中原，就如此水，一去不回）”祖逖不幸言中，他后来在中原集结了两千余人，就用这两千余人把石勒打得痛不欲生。然而，东晋政府始终没给他支援，公元321年，祖逖在弹尽粮绝后返回南中国，最后郁郁而终。

祖逖这样的英雄人物在中华世界不胜枚举，如果一件事符合他们心中的正义，他们就坚定地去做。没有勇气去做，是懦弱，有勇气去做，却考虑成败祸福，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旦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所有的事，都会去计算成败祸福，不但对的事不会做，还有可能去做错的事。人类世界不缺少祖逖这样才能超绝的人，缺少的是祖逖那种不计身之祸福、见义当为的心。

祖逖北伐失败的十八年后（339年），掌控长江上游军政大权的庾亮决心北伐，但主力军未出，后赵帝国皇帝石虎就把他的先头部队击溃，庾亮忧愤而死。十年后的公元349年，扬州军政长官殷浩欲趁石虎去世、中原大乱时恢复故土，但殷浩志大才疏，屡战屡败，这次北伐遂不了了之。

东晋帝国最雄壮的三次北伐由那个和王猛谈话的权臣桓温领导。桓温也出身北方世族（谯国桓氏），和其他世族不同的是，桓温在东晋政府内战中锻炼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了英雄人物。他和祖逖相同的是，都想恢复中华，强烈渴望青史留名，他最被我们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大丈夫不能流芳千古，亦要遗臭万年。和祖逖最大的不同是，他有压倒性的兵权（都督四州军事）。

当然，人都有羞耻心，遗臭万年是最后选项，桓温的首选自然是流芳千古。于是，他在公元354年、公元356年、公元369年分别对前秦帝国、羌族首领姚襄、前燕帝国进行北伐。公元354年，他战败撤退；公元356年他占领洛阳，因得不到东晋中央政府的明确指示，所以撤回；公元369年，他惨败于前燕帝国慕容垂。

三次北伐两次惨败，再加上祖逖、庾亮和殷浩的失败，足以说明东晋帝国根本没有北伐的力量。

首先，东晋帝国由南逃的世家大族维持，世家大族不希望再回到战乱时代，所以对北伐极不支持。桓温两次北伐失败，全因为没有后续支援，而后续支援全部掌控在世家大族手中。

其次，东晋帝国的意识形态是“无为”，所有人都认为不争斗是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自然瞧不起那些胡乱折腾的北伐，帝国由此形成舆论，北伐是罪恶。

再次，主张北伐的人全是锋芒毕露之徒，桓温说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殷浩则到处鼓吹“殷浩不出，奈天下苍生何”的口号，这在要求做人要低调、明哲保身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市场，没有市场自然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自然就没有支持。

最后，东晋帝国是一盘散沙，政府和民众不是鱼水关系，而是仇敌关系，所以永远不可能以举国之心力办成北伐这样的大事。军民鱼水情，这句话可真不是随便说说的，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和百姓融为一体，唯有一体，才能爆发令人惊悚的动员力量。

还有一点就是，北伐组织者的动机不纯。除祖逖北伐的动机和行动合一外，庾亮和殷浩只是想借北伐捞取政治资本，至于桓温，他固然有青史留名的渴望，但青史留名的资本不一定是北伐，也可能是取代东晋帝国。把北伐本身当成手段，注定没有结果。就比如把拖布当成清扫房间的工具，拖布就只是拖布，也只能是拖布。

桓温并没有把拖布使用明白，但他还是想占据房间。第三次北伐失败的两年后，桓温愤愤不平地带兵进入建康，废掉皇帝司马奕（晋废帝），立司马昱（晋简文帝）为帝，又是两年后，司马昱病逝，朝中两大家族王氏和谢氏都不敢擅自对下一任皇帝的人选做主，桓温再带兵入建康，这一回，他想亲自做皇帝，然而，天不遂他愿，公元373年，他一病而死，没有遗臭万年。

桓温在历史上的评价并不好，人们认为他有篡位企图，这是典型的刘秀思维（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不能废掉皇帝，否则就是篡权，是乱臣贼子）。抛掉刘秀思维，对于脆弱不堪的东晋帝国来说，桓温自然是伟大的英雄。

然而英雄全部逝去，剩下的全是饭桶。公元383年，苻坚对东晋帝国发动全面进攻时，帝国就掌握在一群饭桶手中，大名鼎鼎的宰相谢安是他们的大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