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1月4日（谈雨果和贝朗瑞的诗以及近代德国画家；复古与反古）
歌德很赞赏雨果的诗。他说：“雨果确实有才能，他受到了德国文学的影响。他的诗在少年时期不幸受到古典派学究气的毒害。不过现在他得到《地球》的支持，(1)所以他在文坛上打了胜仗。我想拿他来比曼佐尼(2)。他很能掌握客观事物，我看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拉马丁(3)和德拉维尼(4)这些先生们。如果对他进行正确的考查，我就看得很清楚，他和类似他的一些有才能的青年诗人都来源于夏多布里昂(5)。这位很重要的、兼有演说才能和诗才的诗人。要想看到雨果的写作风格，你最好读一读他写拿破仑的《两个岛》(6)。”
歌德把这首诗放在我面前，然后走到火炉边，我就读起来。他说：“雨果没有顶好的形象吗？他对题材不是用很自由的精神来处理的吗？”然后又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你且只看这一段，多么妙！”他读了暴风雨中的电光从下面往上射到这位英雄身上那一段。“这段很美！因为形象很真实。在山峰上你经常可以看到山下风雨纵横，电光直朝山上射去。”
我就说：“我佩服法国人。他们的诗从来不离开现实世界这个牢固基础。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诗译成散文，把本质性的东西都保留住。”
歌德说：“那是因为法国诗人对事物有知识，而我们德国头脑简单的人们却以为在知识上下功夫就显不出他们的才能。其实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这样才会施展才能的力量。我们且不管这种人，我们没法帮助他们。真正有才能的人去摸索出自己的道路。许多青年诗人在干诗这个行业，却没有真正的才能。他们所证实的只是一种无能，受到德国文学高度繁荣的吸引才从事创作。”
歌德接着说：“法国人在诗的方面已由学究气转到较自由的作风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大革命之前，狄德罗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已在设法打破陈规了。大革命本身以及后来拿破仑时代对这种变革事业都是有利的。因为战争年代尽管不容许人发生真正的诗的兴趣，暂时对诗神不利，可是在这个时代有一大批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培育起来了，到了和平时期，这批人觉醒过来，就作为重要的有才能的人崭露头角了。”
我问歌德，古典派是否也反对过贝朗瑞(7)这位卓越诗人。歌德说：“贝朗瑞所作的那种体裁的诗，本是人们所惯见的一种从前代流传下来的老体裁；不过他在很多方面都比前人写得自由，所以他受到学究派的攻击。”
话题转到绘画和崇古派的流毒。歌德说：“你在绘画方面本来不充内行，可是我要让你看一幅画。这幅画虽然出于现在还活着的一位最好的德国画家之手，你也会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些违反艺术基本规律的明显错误。你会看出细节都描绘得很细致，但是整体却不会使你满意，你会感到这幅画的意义不知究竟何在。这并不是因为画家没有足够的才能，而是因为应该指导才能的精神像其他顽固复古派的头脑一样被冲昏了，所以他忽视完美的画师而退回到不完美的前人，把他们奉为模范。
“拉斐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是冲破一种受拘束的习套作风而回到自然和自由的。而现在画家们却不感谢他们，不利用他们所提供的便利，沿着顶好的道路前进，反而又回到拘束狭隘的老路。这太糟了，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头脑竟会冲昏到这种地步。他们既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从艺术本身获得支撑力，于是设法从家教和党派方面去找这种支撑力。没有这两种东西，他们就软弱到简直连站都站不住了。”
歌德接着说：“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像拉斐尔那种人并不是从土里冒出来的，而是植根于古代艺术，吸取了其中的精华的。假如他们没有利用当时所提供的便利，我们对于他们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
话题转到前代德国诗，我提到弗勒明(8)。歌德说：“弗勒明是一个颇有优秀才能的人，有一点散文气和市民气，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他接着说：“说来有点奇怪，尽管我写了那么多的诗，却没有一首可以摆在路德派的‘颂圣诗’里。”我笑了，承认他说得对，同时心里在想，这句妙语的含义比乍看起来所能见到的要深刻得多。
(1) 雨果是法国浪漫派的重要诗人，“古典派学究气”指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派布瓦洛的《诗艺》之类所提倡的风尚。《地球》是支持浪漫派的刊物。
(2) 曼佐尼（AlessandroManzoni，1785—1873），当时意大利的最大诗人和小说家，写过两部历史悲剧和一部著名小说《约婚夫妇》。他是自由民主的拥护者。
(3) 拉马丁（AlphonsedeLamartine，1790—1869），法国消极浪漫派诗人，政治活动家。
(4) 德拉维尼（CasimirDelavigne，1793—1843），法国诗人，写过讽刺复辟王朝的作品。
(5) 夏多布里昂（Francois-Ronede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派先锋，他的诗擅长修辞雄辩，在这一点上对雨果和其他法国浪漫派诗人都发生过影响。
(6) 诗见雨果的《曙光歌集》。
(7) 贝朗瑞（Pierre-JeandeBeranger，1780—1857）是受法国大革命影响较大的一位进步诗人，他反对十七世纪的法国古典派（即“学究派”），发扬民间诗歌传统，用比较自由的方式写出一些清新爽朗的诗歌，反映新兴的巴黎市民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歌德谈论法国作家时，多次提到和予以高度评价的只有莫里哀和贝朗瑞两人。
(8) 弗勒明（PaulFleming，1609—1640），十七世纪早期德国青年抒情诗人，其诗集名《宗教诗和世俗诗》，因此下文歌德联想到自己的诗没有宗教气味，由此可以看出歌德对基督教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