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他们认为会战过于冒险）而想利用一种不像取得一次胜利那样辉煌但危险却较小的手段来获得成果时，采取上述方法是最合适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翼阵地即使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很大的危险，而且每次占领侧翼阵地都可以迫使敌人的配置与其交通线斜交，所以使敌人的交通线与其部队配置的正面成斜角是不难的。其余条件和其他有利因素的促进作用越大，侧翼活动就能取得越好的效果，其他有利因素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准确的行动。

这里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场所。在七年战争期间的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在1760年和1762年的各次战事中，都多次出现过此类战略机动。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的战争中之所以频繁出现这种战略机动，当然并非每次都是由于统帅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而是由于他缺乏果断、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并且害怕负责任，这一切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阻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就够了。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考察归纳成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侧翼行动在下列情况下最有效：

1.在防御中；

2.在战局临近结束时；

3.特别是在向本国腹地撤退时；

4.同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对交通线威胁的实施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几句。

这些行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完成。别动队可以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袭击敌人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运输队、来往的小部队。它们可以鼓舞民兵并与民兵协同行动。这样的小队主要在于队的数量多，而不在于每队的兵力多，其编组必须保证可以集中几个小队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而且不至于因各队指挥官的自负和专断而过分妨碍集中。

现在，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对撤退线的威胁。

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原则，即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不应把在敌人背后或侧翼进行的行动视作力量本身的增加，只能看作是力量的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所以，一方面是效率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危险性也增大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抵抗，要提高它的效果就必须以牺牲安全为代价。侧翼行动就是如此，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侧翼，还是用分割的兵力从几方面包抄敌人，要提高效果都必须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实际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两种可能性。因此，一个统帅必须在占据种种有利条件时，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第一种是，统帅企图用整个军队从背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或者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侧翼阵地发起，或者通过正面迂回进行；第二种是，统帅采取兵分两路包围的部署方案，一部分在敌军背后行动，另一部分在敌军正面行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行动效果的加强程度是相同的，或者是确实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危险而大幅度地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可能增加的危险性却不一样。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那么危险只在于暴露了己方的背后，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撤退线的对比情况。就像在类似情况下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倘若防御者在自己国内，那么不论在撤退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小，所以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因此，只有具体情况下的总体对比才起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