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补充的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赖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其军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被削弱时，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与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大体相同。

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的时候，俄军占领从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的侧翼阵地就非常有利。

但是，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翼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那么就会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采取另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迂回和切断退路是危险的，因为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能以优势兵力将我军各个击破。因此，使军队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列三个：

1.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

2.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巨大优势，因而采取了这种有决定意义的方式；

3.敌人到了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缺乏进攻力量。

1757年，腓特烈大帝指挥军队呈向心状进攻入侵波希米亚，虽然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同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但是无论如何，很明显他在入侵波希米亚以前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因为如果这样他会失去出其不意带来的一切有利之处。

联军在作1813年战事第二阶段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即易北河畔的军队，因而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了易北河。至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的挫折，并不能归咎于总的部署，这个挫折是战略和战术上一些具体部署不妥当所致。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本来可以集中22万人来对付拿破仑的13万人，这个兵力对比是非常理想的，就连后来在莱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285∶157）也不过如此。诚然，拿破仑采用了独特的防御方式，把兵力平均地分配在一线上（在西里西亚以7万人对抗9万人，在马克以7万人对抗11万人），但是，如果他不完全放弃西里西亚，而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同联军主力决战的兵力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办到的，更何况联军可以让弗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美莱茵河畔，以期试探一下能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茨的道路。

1812年，俄军终于敢派摩尔达维亚军开往沃伦和立陶宛，以便接着向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因为完全可以肯定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在这次战事中，俄军丝毫不担心莫斯科以东的领土，所以他们的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兵力薄弱。

富尔将军最初制定的防御计划就曾包括这样的兵力部署。根据这项计划，巴尔克来指挥的军队应该固守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应该进到法军主力的背后。但是同一个措施在两个不同时期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多么不同啊！在战事初期，法军兵力比俄军大两倍；而到了后期，俄军却比法军强大得多。在初期，拿破仑的主力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说他的进攻力量足以超越德里萨80普里，而在战事后期，它就不能从莫斯科再前进一步。战争开始时，法军的撤退线至涅曼河畔不过30普里，而到了后期却长达112普里。同样在后期实施的对敌军撤退线的威胁卓有成效，但要是在战争初期就实施，恐怕难免会变成最鲁莽和愚蠢的行为。

对敌人撤退线的威胁（如果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意味着正式进攻敌人背后，似乎还可以再谈下去，但是这一点放在“进攻”一篇中谈更为妥当，所以我们到此为止。而且我们认为，只要已经说明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条件就足够了。

但是，当有人企图通过对撤退线的威胁来迫使敌人撤退时，通常主要考虑的是佯装行动而不是实际行动。假如每一次有效的佯动都必须以完全能够实施的实际行动为基础（乍一看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就会在一切条件上同实际行动毫无差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看到，佯动的确是同一些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那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