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文史参考》的主编约我写一篇稿，写给一个已不在世的人，就选你吧，老布——我在第一时间就确定了，给布尔加科夫，写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
信，通常都写给亲近的人。布尔加科夫就是，这个被我称作老布的人让我感觉亲切。原因可以列举出一堆，比如他曾经是医生，后来弃医从文，当了记者、作家。而这些轨迹也正是我的轨迹，就像一个蹦跳着前行的孩子，正在把自己幼稚的足，沿途踏进长者宽大深邃的脚印里。
然而直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好奇。我迫切地想知道一位作家是如何把那些常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承受并忍受下来的，譬如绝了生计，譬如发表权的被褫夺。在布尔加科夫转行写作后的第七个年头，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不能面世，一个反革命的帽子被扣在头上之后，按理说作家就完蛋了，我想不出世间还有哪种苦难比这个更能击垮一个作家。
假如有的话，恐怕就是生活。连糊口都不得的布尔加科夫，再次提起了那支给他带来无尽灾难的笔，写了封信，收信人是斯大林。信中说，“求一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助理导演职务，助理导演如果不行的话，配角演员也行，配角演员不行，那么剧务工人也行，如果都不行，那就请苏维埃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这封信不可思议地感动了收信人，布尔加科夫得到了一份助理导演的工作。这份收入微薄的工作最终保证他写完了自己想写的东西。在另一封同样是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老布展示了他的“狼性”——“在苏联我成了俄罗斯文艺旷野上唯一一匹文学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一种不可驯服的狼性。
写作者用来奉若圭臬的意识形态应该只有一种：自由。假如一位作家在写作时都做不到免于思维自由和书写自由的恐惧，那还是别干这一行了。这大抵就是老布给后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
一九二六年，一群人闯进了布尔加科夫的书房，抄走了小说《狗心》的手稿和他的日记。十一年后，作家们被清洗被批判被打倒，巴别尔的肉体永远消失了，曼德尔斯塔姆的命被拿走了，连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都消失在莫斯科肃杀的风中。这场风最后波及了清洗他人的人，昨天还站在高台上批判布尔加科夫的人，今天就被打倒在台下。当有人命令老布加入这场荒谬的批判时，他说，“我不会去迫害以前的迫害者”。我想老布不是个圣人，他心里一定是有恨的，一个作家在被剥夺写作和发表的权利后，内心的愤怒是再正常不过的表达。然而撕咬同类是他不屑的，布尔加科夫更愿意把愤怒诉诸文字，借助魔王沃兰德之手，嘲弄荒谬的体制和卑劣的人性。借助飞翔在圣彼得堡上空的玛格丽特，展示一颗热爱自由的心。
布尔加科夫是靠一股不平之气活下来，并坚持把《大师和玛格丽特》写完的。他的力量汲取于果戈里和赫伯特·乔治·皮尔斯，后者给他指明了一条路，一条通过科幻或魔幻的手段书写现实的路，除了老布，扎米亚京与赫胥黎都是皮尔斯的受益者。果戈里则给了他更多，心灵上的，和现实上的。在他最潦倒的那段人生中，正是靠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填饱了肚子与脑子。果戈里甚至连自己的墓碑都慷慨地赐予了这个后辈——
布尔加科夫死后，他的遗孀叶莲娜找到了果戈里废弃的墓碑，刻上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名字。两代伟大的灵魂，一同不朽。
附：
致亲爱的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请允许我叫你老布，这个短促的称呼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恕冒昧，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你们俄罗斯人的名字太长了，想到在我幼年时，曾以背诵列宁的全名为荣。这是真的，尽管你未必喜欢那个名字，可我直到今天还能背得一字不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