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完全正确？你，智慧的布尔加科夫，应该不会为一个中国人熟知列宁的名字而惊诧的，你一定知道你曾经生活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对你而言是个灾难，对遥远的我们，也没什么分别。
我确信你还活着，这就是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
厚颜无耻地说，我和你有很多的共同点，在这里我把这句话忐忑地说出来，不是要攀附一位大师，而是身处这个时代，的确有很多话要说，而你是最理想的倾诉对象，至少你不会隔着浩渺的时空送上嘲笑，还有就是你将为我保守秘密，你在人世的四十九年，已深知自由言说带来的恐惧。
就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不过对你而言或许算个好消息。一个叫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捷克人死了，自今日始，你又多了一个伙伴，他不光当过捷克第一任民选总统，还是位作家，相信在那个世界你们会找到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四十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这是哈维尔在一九九〇年的新年献辞，之所以把这段文字录于此，是为了能让你更清晰地了解这个“初来乍到”的伙计，你看，你和他是有共同点的，譬如你们终其一生都在跟谎言作战。
可对我来说，他的离去是一个生命的消逝。因此请允许我暂停这封信，我将敲下一行省略号，谨以此致哀。
……
我相信你会迎接他的，骑着沃兰德的天马，或者干脆骑一根玛格丽特的扫帚，掠过星空去迎接他，这是个配得上你庄重迎接的灵魂。祝你们聊得愉快，老布。
现在可以说说我和你的共同点了。跟年轻时的你一样，我也曾经是个医生，麻醉医生。曾有数不清的患者在我的人生中康复和死去，显然后者更能触动我。多年前的某个深夜，我和我的同事抬着一具正在失去温度的尸体去停尸房，我无声息地哭了。因为我见证了这个人生前蓬勃的活力，因此他的死击中了我，那一刻有句话在我心里冲撞，那是约翰·堂恩说的，曾被海明威所引用，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异样的悲哀涌上来，那个人的死，就是我的某一部分的死。
如今回忆起来，或许就是那一刻决定离开的。不久后我就离开了供职的医院，但我并没有弃医从文，而是像当年你被邓尼金裹挟一样，我被生活的压力裹挟，开诊所、做生意，直至有一天赔了个精光。我敢打赌，那天的我，比你笔下的大师还绝望。但我的绝望是小市民式的绝望，我那时的理想只不过是能赚到一笔钱，一笔能买一套不大的房子的钱，把妻女安置其中。那是我第一次屈服于命运，我证明了我没有长着一颗做生意的脑袋。这个结果令我悲哀，一种直坠谷底的悲哀。
我和你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写作，如今我做着和你一样的事，写写字，并憧憬着有一天我的文字能传诸后世，就像你的作品一样，被一代一代的人阅读。但我知道，这有点不切实际，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抵达的目标。这是因为我和你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不同，你可以忍受在生前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却依然能毫无怨怼地写下去，哪怕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构建的文学大厦在人世矗立。
“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就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
这是你说的话，在作品被禁止发表、剧作被禁止上演，甚至工作权利都被剥夺时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