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十一月在东京大学青年会讲今天讲的题目，是“人生问题之解决”。从来人类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约有十种，现在就将这十种方法，依次说来：
第一种是不成问题不须解决之人生。这一种人是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糊涂人，对于生存是不成问题的。在他的思想上，也不知人生是怎样一回事，大家怎样生活着，他也怎样生活着，所以这种简直可以说没有思想！大凡对于人生有问题的人，平常观察世间之事物，必生出种种疑难，有了疑难，因求解决之方法；这种人既不管人生是什么，当然对于人生无须用思想，亦无须求其解决，所以这种人，倒也不觉得什么不安。庄子所谓“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就是说：唯无知如虫，能营虫的生活；唯无知如虫，才能任其天然，别无要求。在混沌状态中的人，实与虫无异，而在平常人中，亦以这种人为最多。
第二种是生养死葬之解决。这种所要求解决的人生问题，就是生死二字。生的问题，就是衣、食、住，如何能得到衣？
如何能得到食？如何能得到住？是他们最切要的问题。假使衣、食、住都得到了，那他们生活的问题就解决了。对于死的问题呢？死了，只要有适当的处置方法，西洋的裹尸，中国的土葬、火葬，就是这种解决死的问题的方法。这种“生有以养，死有以葬”，就算是人生问题之解决；在中国一般人的心理中，很多很多。一般人有了这种思想，可算对于人生问题粗枝大叶地有了解决，较第一种人不知人生为何物者，已不同了。
第三种是立三不朽之解决。这种人更进一步了，不以生养、死葬为问题，而以如何不朽为问题了。在中国有所谓三不朽，就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一个人有德风布于人间，或建功立业于一国家或一民族，或有名言至理传于后代，则这个人的精神思想及姓名，后世的人就永远纪念他，崇拜他。
故简单说来，三不朽即名之不朽。大概中国之士君子，都是致力于名之不朽，衣、食、住方面虽受种种痛苦，倒毫不介意；没世而名不称，倒深引为憾事，这就是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这种与前一种不同的地方，就在要留名于后世。这种人原是很好的。德是从人的理性上发生出来的共同的有益的行为；功是有益于一国或一民族的，名言学说也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所以就一人讲，可以留名于后，就一国家一民族讲，也得同受其益，这就是西洋人所谓历史地生活，有以承前，有以启后的人。但是，有人把名看得太重了，就有只求名以传后，而不问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是否有益于国家、有利于民族了！
于是“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流弊来了，不能从正当路上去做立德、立功、立言之历史的生活，而从不正当的路上去做反人心、背人道的事情，以求历史之留名；而国家民族，就要深受其害了。这就是要求名之不朽之流弊。这种人的人生问题，就是留名，名留了，他的人生问题也就解决了。
第四种是现身快乐之解决。这是一种哲学上之人生解决，中国的杨子就是这一派；杨子的“为我说”，孟子曾大加痛斥。
他们以为人生在世，只须求现在之快乐，有生之前及既死之后的问题，都不必研究。即国家如何，民族如何，也不必关心它。
各人求一身的快乐，为唯一的人生观。既肯定现身的快乐为无上真理，而否定现身以外的一切事情，所以就成一种学说，而视求名于后及做种种国家事业的人为苦恼、为无知了。在印度有所谓顺世外道，也就是这一派。根据唯物论上的理由，说人生是由各种元素聚合而成的，人死了，元素散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所以，在这种种元素聚合着而生活着的几年中，实在是一个很宝贵的时候，我们应乘此生活着的现在，力求快乐；所以现生的快乐，就是人生的解决。不过在西洋的快乐学派，也有人主张求共同之快乐，就是在伦理上所谓求最大多数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