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自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引者）世，常居上公之位，终始倚爱之亲，谅由质简而强力也。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斯岂汉之方乎！昔陈平智有余以见疑，周勃资朴忠而见信。夫仁义不足以相怀，则智者以有余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12]
陈平、周勃都是西汉初年名臣，刘邦死后，又是诛诸吕、安刘氏的主要人物。范晔的这段评论，肯定了吴汉的“质简而强力”，但又联想到陈平、周勃而生出一些感慨来。史家有此联想并不奇怪，因有了这种联想，史家的思想往往会更加丰富起来。例如，范哗在另一个“中兴”名将耿弇传记的附传中，写了耿恭孤军镇守疏勒城的壮举。他引用了皇帝的诏书：“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羞。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范晔本人在后论中说：“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13]范晔的联想，自然会给人们一种启发：吴汉是周勃式的人物，而耿恭似也可以与苏武相提并论。在这种比较中，就有“示后”的潜移默化作用。上文讲到史家写历史人物，既有批判的眼光，又往往倾注着自己的感情，就是这个道理。
陈寿在西晋时撰成《三国志》，时人评价它说：“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14]这是指出了《三国志》在当时的影响。所谓“有益风化”，是讲它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好的影响。陈寿是提倡“名教”即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很突出的史家，这是“风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陈寿所写的三国人物，在治身治世方面，确给后人很多启示，自唐宋以下三国故事广泛流传而经久不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陈寿写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写荀攸、贾诩“算无遗策，经达权变”；[15]写周瑜、鲁肃是“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的“奇才”，写吕蒙的“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16]；写陆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是“社稷之臣”[17]，等等，都写得令人掩卷长思。陈寿出于蜀而后臣于晋，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蜀国的历史和人物，而于诸葛亮的传记写得尤为认真、精彩，他在传后评论诸葛亮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18]
结合他在传文中写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写诸葛亮的治政、治军、用人，写诸葛亮因出师不利而请自贬三等，写诸葛亮给后主的表文中说的“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的话，写诸葛亮“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的遗命，再来读一读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论，人们都会有这样的认识：诸葛亮不愧是一位治身的楷模，治世的良才。诸葛亮的一生可以留给后人思考的地方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