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能用僵化和教条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原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矛盾可能处于潜在状态或者说未被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意识形态完全可能存在合理因素。马克思在“跋”中明确地把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否定限定在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期。对在此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分别对不同情况做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例如，“跋”中分析了1820—1830年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激化的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活跃发展的情况以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时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早已发生，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在状态。只有到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被激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才出现没落的情况。至于在此之后资本主义是否能出现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是否一直处于公开的、激化的状态，“跋”中没有做具体论述，也没有否定这种可能性。从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实际发展看，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也对此作过肯定。因此，马克思“跋”中的上述否定并不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普遍否定，更不能将其扩大作为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根据。
资本主义当然必然灭亡，但并不意味着在特定的期限内立即灭亡，而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还可能获得一定的发展，显示出一定的活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同样有过明确的指示。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的说明更是非常具体。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40年代德法等国的情况时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4]
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1871年德国的统一和巴黎公社的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产业革命不仅在先进的英国和法国，也在后起的德国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新的、更为快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暴露，特别是工人起义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冲击促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多地采取改良主义政策，这种政策没有触动，而是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却又起了分化和削弱工人运动的作用，使工人运动在西方先进国家走入低潮，而资本主义则进入了所谓“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往后爆发了新的、更大的危机，俄国十月革命更是在资本主义薄弱的一环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行各种形式的改革仍然保留了下来并得到了较大发展。一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仍在继续发展的事实最为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在“导言”中的论证是多么深刻和准确。
既然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来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力，现代西方哲学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发展余地。从总的发展趋势说，西方哲学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必然走向没落，但从局部范围或一定时期来说，它们仍然可能发展。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门人文社会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谁否认这一点，那是闭眼不看明显的事实，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特定条件下对经济学、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当作马克思主义评价它们的普遍原则，那必然造成对往后一百多年西方经济学、哲学以及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的全盘否定。这既不符合这些学科发展的实际状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研究这些西方学科来从其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以达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总之，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为社会基础的现代西方哲学已不是代表先进阶级的哲学，但这个社会基础在一定范围内还有发展的余地，与之相应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可能具有向前发展的活力。如果考虑到这些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那就更不宜对之简单否定。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潮中存在着许多体现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学习。一些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大都也只是要求超越实证科学的界限，而不是笼统地否定科学，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甚至是杰出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