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和处理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能否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的另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必须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越性及其指导地位，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第二，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时代的哲学，各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体现这个时代。这两种哲学在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上都有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可能存在重要的共同之处。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肯定第一方面，但他们如果不能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如实地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很可能会怀疑第二方面。现代西方哲学过去在我国长期被归结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原因也正在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得到克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得以恢复，学界对它们的具体内容的了解日益加深，越来越发现在理论上将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否定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也不符合西方哲学的实际状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与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同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归根到底的确必然处于对立地位。但是应当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这种对立；要把这种对立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发展的背景下来看待。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西方现代哲学的演变大体上出现于同一历史时代，具有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二者之间在理论上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是在19世纪中期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下实现的。这时所谓具有永恒意义的资本主义理性社会已陷入深刻的矛盾和危机，为这种社会辩护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因脱离现实而遭到了破产。当时自然科学一系列革命性的发现也动摇了以往形而上学关于事物和社会永恒不变的结论。现存社会和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法的性质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往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性质。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无产阶级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使他们必然要打破和超越为这种制度辩护的以绝对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属于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建立这种哲学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提供批判的武器，这决定了这种唯物主义不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唯物主义，而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唯物主义。[5]这意味着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
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在性质上不同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但同样要受到19世纪中期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制约，同样必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对和超越已经遭到破产的以绝对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哲学，同样必然肯定自然和社会的变动性和相对性，并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往往存在种种歪曲）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现实生活和实践。如果说马克思通过革命变更建立起新的哲学标志着彻底超越了旧的哲学思维方式、建立起了科学地体现现代时代精神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那么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也必然通过曲折的道路、以不彻底的形式改变原有的哲学思维方式，建立起与新的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自然科学的新发展相适应的哲学，即在一定范围内在哲学上实现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具有原则区别，但在超越旧的哲学思维方式、建立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必然有一致之处。时代的变更决定了哲学发展的方向，不同性质的哲学实现这种变更有不同的道路和彻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