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春秋》以编年体史书为基础，开创了重视体例、讲究属词为核心的治史“义法”，《史记》则是在创立综合体史书的基础上，开辟了重构历史和解释历史的道路。司马迁重构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着手的：以十二本纪和十表描述历史纵的进程，包括大的历史阶段和朝代的兴替，即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以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反映历史横的面貌，包括制度层面、地域层面、人物层面。这种重构历史的方法，经历代史家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治史方法。司马迁的史法更重要的方面，是突破了《春秋》“义例”的范围，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要求，即不只是按照伦理原则来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而是更进一步从历史进程来说明历史现象，从人与时势的关系来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和作用。司马迁解释历史的基本方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7]概括说来，就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8]。这成为中国古代史家尤其是通史撰述家与评论家解释历史的基本方法，杜佑、司马光、王夫之等在这方面的都有很高的成就。

刘知幾的《史通》，被章学诚称为阐述“史法”的代表作。刘知幾的史法论，主要是围绕着历史文献的处理、史书的体裁和体例、史书的表述原则和美学要求而展开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对纪传体史书体例的阐述。这些阐述，都是在对以往史学的批评中反映出来的。刘知幾讲史法而尤重体例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最为突出的。他认为，史书体例是同历史评价相联系的。《史通》内篇从“六家”而收缩分析“二体”，由“二体”而展开论述纪传体史书诸体例，正表明了他的上述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是以属词来表示“义法”，《史通》是用体例来表明“是非”；前者为史，后来为论，但在史法上是相通的。《史通》一书在以体例为中心而阐述史法方面，确有突出成就，使人们对体例有了理论的认识和合乎规范的评价标准。但是，《史通》因其过于拘于体例而在判断“是非”上也一再出现偏颇，如它对《史记》的批评，以及对正史书志的批评和对诸家补注的批评，多有不确之处。这说明，言史法不能忽略史意。章学诚着意强调史法与史意的不同，当与此有关。

中国古代史家很早就使用分类的方法，这是根据事物的同与异进行归类的研究方法。在《春秋》的“义法”中，已包含了分类的方法，所谓“书”、“不书”，以及如何“属词”，都是根据事物异同来决定的。根据分类的方法，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中，写了《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类传。司马迁对各类列传所写的历史人物，都有理论的概括，如“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这是循吏；“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这是游侠；“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这是佞幸之臣；“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这是工商业者；等等。《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都继承了这种方法，并因时而异，各设有类传。这种方法，在编年体史书中也有采用，即关于历史人物则按“言行趣舍，各以类书”[39]处置，扩大了编年体记事的范围。刘知幾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裒辑起来的。他说：“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40]宋人吴缜《新唐书纠谬》一书，分20门，举400余事，也是用了分类的方法写成。可见分类的方法，在古代史学上的应用是很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