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国古代史家在很早的时候，就懂得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评论历史，批评史书。即以《史记》为例，它常以两两对照的写法，以表示著者的意指，如《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和《萧相国世家》，《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等，都是可以对照着读，从而看出著者运用比较的方法写成的[41]。在其后的史家中，比较的方法也有广泛的运用。陈寿著《三国志》，于魏、蜀、吴三国自有一番比较，这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吴书·吴主传》等三篇纪传及其后论中大致可以看得出来。陈寿对曹操、刘备、孙权的不同评价，实则也比较了魏、蜀、吴三国的不同命运。此外，《魏书·董二袁刘传》对董卓、袁术、袁绍、刘表，也是作为比较而合传的。这些比较，都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所作的比较。唐代史家进一步从历史进程上展开比较，他们在探索隋朝为何速亡的原因时，注意到以秦朝和隋朝作比较，认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42]从李百药、柳宗元、顾炎武等人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比较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深刻的结论的提出，是离不开比较方法的。

古代史家关于比较方法的运用，还非常广泛地存在于史学批评之中。关于《春秋》三传的比较，关于马、班的比较，关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同《南史》、《北史》“二史”的比较，关于新、旧《唐书》的比较，关于新、旧《五代史》的比较，以及关于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比较，关于“会通”和断代的比较，关于国史、野史、家史之是非的比较等，是魏、晋以降直到明、清，史学家们不断提出，不断探索的问题，有不少精辟的论述问世。如张辅的班、马优劣论[43]，刘知幾的《史通·二体》，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44]，以及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许多篇目等，都是比较研究的杰作。

古代史家对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认识上和运用上，都有自觉的意识，并不是一种偶然的表现。刘知幾在《史通·二体》中写道：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从这一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刘知幾对史书体裁进行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辨其利害”等几个环节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史通》一书，运用比较的方法阐述作者的思想随处可见，绝非偶然。宋人洪迈著《容斋随笔》，虽非系统著作，但他在运用比较方法上也十分突出，如“曹参赵括”、“灌夫任安”、“汉昭顺二帝”、“马融皇甫规”、“汉唐八相”、“晋之亡与秦隋异”、“韩信周瑜”、“李后主梁武帝”、“杨彪陈群”、“袁盎温峤”、“汉唐封禅”、“燕昭汉光武之明”、“晁错张汤”、“王珪李靖”、“周汉存国”、“韩馥刘璋”、“萧房知人”、“晏子扬雄”、“裴潜陆俟”、“任安田仁”、“杜延年杜钦”、“曹操唐庄宗”、“汉唐置邮”、“田横吕布”、“秦隋之恶”、“汉唐辅相”、“张士贵宋璟”、“刘项成败”、“绛侯莱公”、“赵充国马援”、“光武苻坚”、“冯道王溥”、“杜畿李泌董晋”、“李峤杨再思”、“张释之柳浑”等条，都是极明显地运用比较方法而对史事和人物作出评论的。洪迈在“秦隋之恶”条开始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