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史家重视治史方法。上述史家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利用，就是治史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人陆懋德于1943年撰成《史学方法大纲》一书，他在自序中写道：

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词，去其繁重，以制义法”。吾国史学史法之兴，此其始矣。自是以降，作者日多。左氏本之以述《左传》，司马氏师之以著《史记》，其尤章章者也。唐人刘知幾作《史通》内、外篇，是为专言史法之始，内篇以论史体，外篇以评史料，其言备矣。至北宋而有司马光之《通鉴考异》，至南宋而有李心传之《旧闻证误》，至前清而有崔述之《考信录》。时代愈近，钻研愈细。而其辨说亦愈密矣。诸家之方法，不为不精，然皆散见于议论批评之内，尚未及列举条文，以便初学，故学者苦之。[34]

这一段话，是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之方法的较早的概括。其中，有几点认识是很有价值的。第一，司马迁把孔子作《春秋》的方法总结成12个字，即“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35]，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之方法的发端。所谓“约其文词”，是精练而隐约历史文献的文字表述；所谓“去其繁重”，是删去历史记载中那些重复的和次要的内容；所谓“以制义法”，是确定对史事上的评价和表述的体例。这就是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36]的方法。其后，《左传》和《史记》，也都继承了这个史学方法。第二，刘知幾著《史通》，“是为专言史法之始”，着重讨论的是史书的体裁、体例和对有关历史文献的批评。第三，中国古代史家之方法是很精到的，只是“皆散见于议论批评之内，尚未及列举条文”罢了。陆懋德所提出的这几点认识，大抵近是，而古代史学之方法的遗产，当然比这里所说到的要丰富得多。

在司马迁之前，对孔子作《春秋》中的“以制义法”作系统的、细致的解释的，当推《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它们着重于从“义例”入手解释《春秋》，从而在许多方面揭示出了《春秋》的史学方法，即《春秋》用例的思想和表述的特点。如《春秋·桓公十五年》记：“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公羊传》解释说：“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车非礼也。”这是说明《春秋》之所以要记载此事，是为了讥讽周天子的“非礼”。《春秋·昭公十二年》记：“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解释说：“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某有罪焉尔。’”这是说明“伯于阳”本“公子阳生”之误，孔子之所以知而“不革”，是为了存信史，从而揭示《春秋》在史法上的一条根本原则。这同《穀梁传》解释《春秋·庄公七年》经文“恒星不见”、“星陨如雨”是“疑以传疑”，是相同的原则。再如《春秋·哀公十二年》记：“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穀梁传》解释说：“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讳取（娶）同姓也。”这是《春秋》为鲁君讳娶同姓而作的笔削，等等。可见，书与不书，如何属词，这是《春秋》“义法”的核心。它包含着对史事的评价和表述的方式。中国古代史家之史法，实以此为根本。当然，《公羊传》、《穀梁传》在阐述《春秋》“义例”时，亦多有求之过深以至于牵强附会者。尽管如此，它们关于史法的阐述，仍有值得重视的地方。其后晋人杜预为《春秋左传》作注，在序言中指出《春秋》有五例、《左传》有三体，对古代体例思想的发展，不乏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