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故事形态的“图式”就是这些功能项的相加而成的关系。但关系大于功能项。一个功能项是没有意义的,必须结构而成一个整体的关系,才能显示出故事的意义来。普洛普关于角色功能和图式的发现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回答了故事是什么的问题。在普洛普看来,故事是角色功能项的连接,具有客观性,是可以分解的。通过这种功能项的分解,我们可以了解到某一类的故事看起来纷繁复杂,但概括起来不过是几个功能项的组合。第二,最具有意义的是,普洛普发现了故事的“语法”。这就如同语言学家发现抽象语言的内部语法规则一样,语法被揭示出来了,整体语言的内在结构也就清楚了,那么我们如何运用语法更好地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就有了规则作为依凭。同样的道理,故事“语法”的发现等于揭示了故事的构成规律,人们就可以凭借功能项更好地解析故事的构成,既能从部分看到整体,又能从整体分解成部分。第三,故事的角色功能项的发现,就是故事形式的规律性的发现,而故事形式规律性的研究是历史规律性研究的先决条件。就是说,普洛普在对故事形态进行形式研究的时候,就想到了其后的故事的历史研究,想到了要从形式走向历史内容,这是很了不起的。第四,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是最早的叙事学,他为其后的结构主义的叙事学开辟了道路。尽管后来的法国叙事学有很大发展,研究出的问题比普洛普多得多,但我们不能不说,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是世界整个叙事学的起点。

二、中国古代婚恋故事形态的角色功能

普洛普的角色功能项和图式理论,我们可以用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的婚恋故事做一个验证。中国从唐代的传奇开始,到金元戏曲,再到明清的小说,才子与佳人的婚恋故事很多,每一个故事表面看起来也不同,实际上如果我们用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的功能理论和图式去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些故事的功能项是有限的。通过叙述语言方式所结构而成的角色的功能项不过如下几项:

1.才子佳人相遇。——(甲)

2.才子佳人一见钟情, (乙1)或男生情(乙2),或女生情——(乙3)

3.遭遇困境,或受到外部考验,如家人反对之类。——(丙1)

4.彼此误会,经受内部考验,如以为其中一方另有新欢——(丙2)

5.为追求做出种种努力,如男子金榜题名之类。——(丁)

6.帮手出现,如父母解救,友人相助,或皇帝赐婚之类。(戊)

7.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结束。(己)

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所根据的就是从唐传奇开始的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亦名《会真记》,记张生、莺莺故事,后来元杂剧《西厢记》所本),元代关汉卿的《救风尘》,王实甫的《西厢记》《破窑记》,白朴的《墙头马上》,马致远的《青衫泪》,杨显之的《临江驿》,李好古的《张生煮海》,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明代民间作品《白兔记》,无名氏的《拜月亭》,朱权的《荆钗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等,此外还有明末清初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几十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这一段小说曾做过这样的描述:“这些书大都是某公子年少貌美,满腹才学,因择配不易,弱冠未娶。某日出游花园或寺庙,遇一少女,年方二八,‘沉鱼落雁,羞花闭月’,多才善感,惊为天人。与之语,佯羞不答,然脉脉含情,于是男女心中,都若有所失,于是必有伶俐之婢女一人出而传书递简,或寄丝帕,或投诗笺,两心相许,私定终身。此女多为父母掌珠,因才貌过人,择婿不易,尚待字闺中,后闻某权臣闻女艳名,设法求为子媳,女家不许,于是百般构陷,艰苦备尝,改名换姓,各奔前程。最后总是才子高中状元,挂名金榜,秘情暴露,两姓欢腾,男女双方,终成夫妇。”[6]这些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玉娇梨》《好逑传》《平山冷燕》《铁花仙史》等。

我们可以仿照普洛普的角色功能项,找一篇有代表的作品列一个表。

表2 《西厢记》的角色功能项表

续表

我们按照普洛普的要求,把这些角色功能项连接起来,那就是:

(甲)(乙)(乙)【(丙1)×3】【(丁)×2】【戊×4】=(己)

上述公式就是《西厢记》的图式, 12(己)是最后一项,即各功能项连接的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可以说大团圆。

那么,这样一种“删繁就简”的故事功能研究具有什么意义呢?第一,任何曲折的故事的功能项是稳定的,有限量的。对于元明清这类才子佳人的故事来说,尽管看起来纷繁复杂,曲折无比,但构成此类故事的功能项是有限的,最多就是6项。才子佳人故事的本质就是六个功能项的组合,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这类故事的“基质”。第二,同类故事可以有许多变体,在变体中,功能项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但都不会溢出上述的功能项,功能项的顺序也不会变化。如《牡丹亭》的功能项可能会多一些。《张生煮海》可能功能项就少一些。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第三,这类研究显然有助于故事类型的划分。才子佳人婚恋的大团圆故事,适合于上述功能项的指认,形成了同一类小说共同的规则。要是变换了小说的类型,例如,从《红楼梦》开始男女恋爱悲剧,那么就要经过研究,确立另一系列的角色功能项了。第四,这类故事功能项的多少,尽管还是形式因素,但为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前提。例如,《西厢记》的故事中,最多的功能项是作为(丙)3项、(戊)4项,说明了这个故事中“困境”最多,“帮手”也最多。说明张生与莺莺的结合得益于“帮手”的帮助,从而战胜或摆脱了多种“困境”。那么这些“困境”是什么呢?“帮手”又是谁呢?这就为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