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时间,从大体脉络上说,文学理论先是“由外而内”,接着是“由内而外”。现在我们应该思考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了:文学是不是会走向消亡?如果文学走向消亡的话,那么文艺学就失去了对象,文艺学还能存在下去吗?假如文学和文学批评能够生存下去,那么文艺学是否应该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部研究”延续下去?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外部研究”延续下去?如果认为这样的延续会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隔离,并不利于文艺学的整体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超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人为的划分,让他们“内”与“外”“两翼齐飞”,内部研究中应该结合外部研究,外部研究应该结合内部研究?还有,我们以前研究的成果,审美转向的成果,主体性转向的成果,语言论转向的成果,文化论转向的成果,应该如何对待?是抛弃还是扬弃?如果选择扬弃,那么该如何扬弃?这些“转向”的成果都是我们的生命投入,我们怎么能完全抛弃呢?扬弃有所清除,也有所保存。问题是我们在保存这些成果的精华之后,该如何在“内部”与“外部”的困惑中做出选择?是“单选”,还是“全选”?单选不过是重复,似不合理,那么我们就“全选”吧!问题又来了,这种“全选”会不会成为一种大杂烩?

于是我们探索方法应该是形成一种能实现新的综合的研究视野或方法论。这新的视野和方法论应该基于文艺学研究学术的承继,又基于对旧有成果的超越。我感到,“内部”穿越“外部”,“外部”穿越“内部”势在必行。在文学文体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艺术结构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故事形态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艺术叙事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应该成为研究的课题,方法也要相应革新,这样我们就可能实现文艺学的又一次“位移”。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由内而外”,我们把研究对象“位移”到文学自身的规律上面, 90年代以来的“由内而外”我们把研究对象由语言“位移”到社会文化上面,那么这一次的综合应该把研究对象“位移”到艺术文本与历史文化互动与互构上面,这就是我和一些学人这些年以来一直呼唤和提倡的“双向拓展”,一直提倡的“文化诗学”了。刘庆璋教授指出:

“文化诗学”之所以要在诗学之前冠以“文化”,除了强调这一理论命题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之外,还由于它对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特别关注和特有认识。它表现在:

首先,“文化诗学”视整个文化系统为文学与社会联系的纽带,从而正确揭示了文学与客观世界的连接关系。……

第二,“文化诗学”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出发来审视文学,运用丰富多彩、卓有建树的各个文化扇面的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文学。……

第三,文化诗学的落脚点是诗学——文学学,是一种文学理论,而不是泛文化理论。[69]

刘庆璋教授对文化诗学的这种理解与我的构想是基本吻合的,正是在回应现实与文学理论自身问题的吁求中,我们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我们所主张的“文化诗学”就是要坚持文学与其他文化扇面之间互构、互动的理念,就是要将艺术文本放到与历史文化互涵互动的层面上去进行多维度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