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璋教授在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更加全面地阐释了“文化诗学”这种辩证、互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文化诗学作为一种富于创意的文学新论,还由于它对文化、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有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认识,并能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汇集各种文化理论的新成果。它视整个文化系统为文学与社会联系的纽带,从而正确揭示了文学与客观世界的连接关系。它更充分地估量了文学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的这一包容复杂、空间广袤的宏大中介——文化的重要地位,更清楚地看到了文化的历史承传性、中外交融性、相对稳定性和构成复杂性。它坚持文学与其他文化扇面互构、互动的理念……这些不同扇面的文化理论自然就成为文化诗学这种文学新论的丰富的理论资源……正是由于文化诗学坚持文化与文学互动、互融、互构的理念,在对文学规律的认识上,它就能看到,作为子系统的文学既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同时又蕴含着母系统——文化的某些共同规律,从而就能既充分重视文化各扇面的基本区别,又看到各扇面间的互文性,既不因个性否定共性和互文性,也不因共性和互文性否定个性,而是从个性、共性既区别又联系的辩证观点出发去界说文学,从而对文学的理性认识,包括对文学特殊规律的认识,就可能更全面、更深化。”[70]如刘庆璋教授所言,我们之所以提倡一种“文化诗学”,就是要用“文化诗学”的新的实践方法来重新观照文学文本。而这种方法不仅“打通”了文本内外的关联,还能很好的针对现实文论面对的各种问题提出新的解决策略。

另一位倡导“文化诗学”的学者蒋述卓教授在《走文化诗学之路》一文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从文论现实问题出发,认为文坛面临的“失语症”“绝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与价值的丧失问题。1989年以后,文学也好,批评也好,都在逃避,都在隐退。它们逃避现实,逃避崇高,逃避理想,也逃避文化(有的虽写文化却是猎奇)”,“于是,建立一种新的阐释系统就刻不容缓地成为我们当下重要的任务。这种新的阐释系统就是文化诗学”。[71]他还进一步对“文化诗学”进行了学理层面的阐释,他认为:

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又不简单袭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72]

正如刘庆璋与蒋述卓两位先生所言,中国文化诗学并非对西方话语的简单搬用,而有着自身出场的现实与理论背景。在导言中,我也已经提前申说过,我们的“文化诗学”是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跟林布拉特提出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新论。我们尽管仍然借用了西方“术语”,但是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我们的“文化诗学”的历史出场有着我们自身的本民族的诗学传统和现实语境。关于这一点,李春青教授在《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中也有清晰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