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迅速发展,商业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涌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改革取得的成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但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城乡差别巨大、贫富差距悬殊、矿难事故不断则是其中几个最为严重的问题。从精神上说,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的流行。这种负面的情况也超出人们的预料。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被引进中国,而且恰好是被一些文艺学的学者引进中国。应该说,他们的工作不是无的放矢的,是有针对性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对于中国文艺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这主要是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若是能从文化视角去解读,可能会读出新鲜的文化意义来,这对于充满中国的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正在漫延的现实,也可以起到针砭、批判的作用,这无疑是有益的。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确在关注和分析新兴起的大众文化,对广告文化、网络文化、“超女”文化和“80年后”文化等,有不少新鲜的分析和见解。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当今的文学研究已不满足于从文化角度看待文学,而有向多领域和多学科蔓延的趋势。很多文学批评家把触角伸向了广告、电视肥皂剧、MTV、流行歌曲、麦当劳和酒吧,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演变为文化批评。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已经不够使用,不少人尝试用心理分析、问卷调查、定量统计等进行研究。”[68]

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逐渐消退,它对于文学研究的负面作用也慢慢显示出来。中国学者文化研究的问题也凸显出来:第一,引进的痕迹太重,而自己的问题意识却不十分清楚;第二,随后又从英国的学者费瑟斯通那里搬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题,“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话题,鼓吹文艺学的所谓“越界”“扩容”,一味迎合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需要和企业主、老板的需要。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肯定文学的文化研究,其的确把研究的对象从“内”位移到“外”,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并引导一些学者去研究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有的学者似乎把这一回的“由内而外”的研究看成新的文艺社会学的复兴,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后,人们从文化研究角度,开始关注日常消费文化的艺术现象,电子媒介所产生的图像现象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和观点引起争论;文艺学的边界“扩容”引起争论;强调“眼睛美学”和“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引起争论;“文学终结论”引起争论,等等。我感到,这次“由内而外”的所提出的诸种问题并没有解决,各说各话的情况比较严重,对于文艺学来说,所取得成果还有待评估。在这新世纪开始之际,我们仍然面临的问题是:文学理论为何?文学理论向何处去?

三、走向综合——文化诗学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