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述各个问题,大家的意见常有分歧。可以说,争论始终不断,不同意见的对峙经常发生,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谓的“自律”或“内部研究”已经成为学术“气候”。我还记得1987年《文艺报》展开关于文学“向内转”的讨论,有人激烈反对这种“向内转”的看法,但中国式的内部研究“向内转”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逐渐形成共识。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归于沉寂。这一事件可能是中国文艺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式的“内部研究”趋于成熟的标志。告别“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尽管此时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式微,新一轮的“外部研究”,即文化研究勃兴),中国的文论家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明智的选择,推动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转型。90年代的“语言论转向”,叙事理论的研究,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不过是更标准的、更严格的“内部研究”而已。所不同的是, 80年代的“向内转”明显带有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转型的热情参与, 90年代后的“语言论转向”则失去了这种参与的热情。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的话,在中国式的“内部研究”中,“审美”“主体性”“语言”这三个词被特别的“放大”,所以有所谓的“审美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转向”的说法,文学自律的趋势,成为一种研究潮流,从这潮流中涌现的成果,虽然参差不齐,但不能不说它已经成为自“五四”以来文艺学研究的独特景观。

我想说的是, 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式的“内部研究”涉及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研究,是文艺学的一次转型。这“转型”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变”: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这三种变化也可称为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其所获得的成果虽然不能说“辉煌”,但可以说是“耀眼”的。

二、“向外转”——“外部研究”的勃兴

与20世纪90年代“语言论转向”差不多同时,一种新的“外部研究”在中国文艺学界悄然而兴。这就是“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出现。

文化研究本身虽然与文学研究有关,但英国文化研究把文化看成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67]而文学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而已。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是:“阶级”“性别”“种族”。批判精神是其灵魂。这与英国社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密切相关。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大众文化”问题也进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文化研究后来在美国有很大的发展,增加了诸如东方学、后殖民主义学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他们也谈到文学作品,但仅作为一种例证,并不是什么“诗学”。但到了90年代,英、美的文化研究已逐渐沉寂。而中国的学者则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西方的“文化研究”,很快地加以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