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语言的研究

文学文体、文学语言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但真正成气候是在90年代以后。

从古典到现代,人们都非常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但他们对语言在文学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具有什么功能的看法是各异其趣的。中外古典文论所持的是“载体”说,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的和情感的内容,内容有“优先权”,形式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文论则持“本体”说,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文学就是语言的建构,语言是文学存在的家园。古代文论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学语言观就这样分道扬镳。

那么在文学语言观念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20世纪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西方,在19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理性制约一切,所以理性作为文学的内容也自然处于“统治”地位,语言只被看成传达理性内容的工具。20世纪初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发生,人的生存境遇恶化,人性的残缺化越来越严重,人们觉得过去崇拜的理性不灵了,反理性的思潮应运而生。这就导致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人们不再追问语言背后的理性,而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语言不是单纯的媒介、手段、载体,它是存在本身。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观上的这种变化,很自然引起文学观念的变化。20世纪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文论流派在文学语言观上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作品中的语言就是文学的本体。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在其重要论文《艺术作为手法》中在反复强调文学语言的特异性之后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诗歌下个定义,这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65]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尔特走得更远,他强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认为“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叙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叙事作品是一个大句子”,[66] 超过语言层就是文学的“外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语言论转向”研究成果,除了介绍西方的相关理论之外,主要是突破了对文学语言表层的研究,深入到文学深层特征的研究。第一,强调语言是人的最重要的一种符号,语言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第二,强调人的语言与人的感觉、知觉、想象、理解等心理机能是同一的。语言不是外在于人的感觉的,是内在于人的感觉的。第三,强调语言又是一种文化,从而它能够规定人们思考的不同方式。过去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个说法还不够。应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为人是必须用语言来思考问题的,语言不同,思考的方式自然不同,作为思考的产物的文化也就不同。操英语的人和操汉语的人,不仅仅是用不同的语言工具,实际上是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对事物的不同理解。第四,强调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的不同。认为日常生活的信息语言,一旦纳入作品中,被作品的背景、特别是其中的语境所框定,就变成文学话语,那么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传达信息的“载体”,而获得了丰富的审美的附加意义。这附加意义是指,作品中的全部话语处在同一大语境中,因此任何一个词、词语、句子、段落的意义,不但从它本身获得,同时还从前于它或后于它,即从本作品的全部话语语境中获得意义。话语意义不仅从本身确定,还从其后左右的话语联系中重新确定。我们似乎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大语境”性。强调文学语言的深层特征,如“内指性”“本初性”和“陌生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