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咏”诗除了要“久”、要反复诵读之外,还要整体地玩味把握。中国古人相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主张在涵咏诗的过程中,不要把诗的字、联、句切割开来,并孤立起来理解,必须把诗放回到原有整篇诗的语境中去理解。孟子的“不以辞害志”就是强调整体语境的重要。“涵咏”的真谛不在玩赏个别的字、联、句,而在整篇。

读者的阅读、理解和欣赏是一个动态过程,整个过程都要运用某种方法。西方的传统是雄辩,逻辑的分析统治了所有学科。我们只需翻一翻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各种著作,就可以肯定这一点。反映到读者理论上面,也是注重逻辑的解析。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英美的“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批评,还是符号论批评,现象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等,都有一个逻辑的起点,然后按这个逻辑起点对文本进行层层解析。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基本观念是“文学性”(Literariness),他们以这一观念连同与此相关的“陌生化”(Defamiliarizing)等为起点,展开理性的批评。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以无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又是性意识)为起点,所有的文本都被纳入无意识与意识悖立的框架中加以解释。

英美“新批评”派则以隐喻、含混、反讽、悖论等范畴,展开对文本的细读。所以在西方,文学接受作为读者阅读、理解文本的过程,运用分析的方法,诉诸逻辑,是与他们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的。

中国古代读者则更多地运用“品味”“涵咏”的方法,常常是超越逻辑的整体把玩。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阅读和理解文本的方法,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古代儒家对天地万物的体认,就是一种直觉式的诗意整体的把握。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对流逝的时间的体认,孔子面对长流不息的江水,所体验到的哲理,都是诗意的、整体的,这里没有逻辑的推演,是凭直觉的感悟。道家“体道”更是人生的完整的投入,是一种彻悟与神遇,不需逻辑的介入。影响到中国的读者理论,“品味”“涵咏”的超逻辑方法就一直占了上风,而逻辑的层次分析就比较稀少。钟嵘的《诗品》,就用了品第的方法,而且特别强调对诗的“滋味”的品尝;司空图则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朱熹提倡对诗的“涵咏”……

那么,中国古代读者对文本的“品味”和“涵咏”有哪些特点呢?

(一)“品味”与“涵咏”是一种审美的诗意的把握

中国古代重视儒家的“诗教”,注重在解诗时发挥诗的载道教化作用,这当然是其重要的一面。但是古人深知,人的生活“有所拘者,有所纵也”[37]。诗歌的阅读、理解和欣赏作为古代士人的活动,当然也是有拘有纵。“拘”者,就是要重视载道教化;“纵”者,就是可以游乐休息。人都要过凡庸的生活,但又都要有从凡庸的生活里摆脱出来的时候。因此人是不能没有审美的节日的,人人需要“消闲破闷”。古代士人作诗,同时也阅读诗、理解诗,其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得审美的快感、诗意的感受和消闲破闷。孔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其中既有对韶乐思想纯正的赞赏,也有审美的快感。在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篇,对于阅读、理解文本的审美性质,就以比较理论化的文字做了说明:

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泽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38]

刘勰指出,读者只有深入到文本的最深奥处,才会使内心感到愉悦,就像登上春台使众人感到高兴,美妙的音乐使人止步。兰花是国花,谁要是戴它,就更会感到芬芳,而文学文本也是精华,通过反复玩味就会感受到美。在这里,刘勰认为深入地阅读理解文本,达到它的最深处,就会获得美感。这就肯定了读者阅读、接受的审美的诗意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