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道”无用，只能用“术”。三代的领导们建立军队、法庭和监狱，来统治万民，这是以各种法术来让万民安分守己。可老子说过，民如果不畏惧死亡，军队、法庭和监狱根本毫无用处。

制度存在的根基事实上不是制度本身，稻盛和夫就说过：“没有人性化渗入制度中，制度只是个摆设。”所谓“人性化”即是企业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和权威，所以，看似制度严密、能打胜仗的企业，只是纸老虎，因为当群龙不认同那条最大的龙时，制度越是无懈可击，就越是囚笼，所有的龙都成了乌合之众。

一些聪明的领导人注意到了“硬来”不如“软化”，于是在“术”之后，就有了“德”。王阳明指出，此“德”非道德教化，而是一种巧妙的洗脑。领导者发现自己的贪婪会让百姓贫穷，百姓贫穷不是问题，三皇五帝时代，老百姓都很穷。但当百姓发现他们吃糠咽菜时，领导者却在大鱼大肉，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实的百姓会抱怨，胆大的百姓则会造反。

领导者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路：第一，恢复“道”的统治，这显然不现实；第二，给百姓洗脑，让他们无欲无求。于是，德治在统治者那里应运而生。统治者们大力宣传人活着只需要一日三餐，吃什么不是吃啊，吃饱就可以，同时，统治者还神化自己说，我是上天之子，来统治你们，你们不要作妖，要安分守己，我向你们收取工作的赋税，你看似在为我工作，其实是在为自己工作。

但是，老百姓不信。领导者只能拿出第四种统治方式——“仁”。仁是与生俱来的生生不息的美好品德，领导者教导大家，只要遵守这种美德，就能生万物，你就能获取到更多利益，但取得利益的途径有适宜和不适宜之分，所以要让大家讲究适宜地取得利益，也就是“义”。

“义”出现后，很多人都大义凛然，做那些自认为适宜的事，难免有粗鲁莽撞之嫌，于是领导者又提倡礼，做人做事必须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礼”。礼秉承规范，让人很多时候施展不开手脚，所以统治者又提倡“智”，要用智慧去守礼行义。智慧百出后，大家都全用智，巧取豪夺，各种鬼机灵层出不穷，所以领导者只好提倡“信”，做人要守信用。

这一套仁（仁义礼智信）的方案，不但要让百姓遵守，统治者本人也要遵守。

在王阳明看来，仁的统治术，三代是最好的，但春秋战国时期，仁义礼智信就彻底沦落，成为大家的脚底泥。全中国无论领导还是百姓都不眠不休地上演着不仁不义、无礼无信的狡诈大戏。

按照王阳明的看法，当天下不仁不义的行为不胜枚举时，说明责任在领导人。如果领导人能本着忠恕之心，行推恩之政，天下百姓不会不仁不义。到了这种地步，任何的术，任何的严刑峻法已无能为力，可谓是扬汤止沸。

在一团乱糟糟之下，国计民生凋敝，领导者只能再退而求其次，用“食”和“俭”的招数。管仲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只要让百姓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百姓就不会胡闹。这种办法完全正确，民以食为天，食物是维持生命所必需，人欲之基本。只有解决了百姓食的问题，才能重回仁治、德治、术治和道治。

问题是，有些领导者空有此意识，却不能做到知行合一，他们搜刮天下之财，从百姓口中抠取食粮，进而导致百姓怨声载道。领导者再出奇招，也是最后的一招：要百姓知道节俭。事实上，这只能治标不治本，不开源而节流，流终有断的一天。

图3-6

道、术、德、仁、食、俭，这六种统治术或统治境界，如果将其反过来看，就是一个组织脱胎换骨的秘诀。

组织初成时，领导者必须提倡节俭，节俭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还是组织在弱小期生存下去的重要方式，比如节约用电、节约用纸、节约办公用品。当然这只是形式层面的，节俭的内涵在于领导者的以身作则，从心中开始做起。领导者必须意识到，开源的前提是节流，节流的目的是为了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