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帝国建立于公元280年，灭亡于公元317年，在三十七年的短暂寿命中，八王之乱（291年—311年）就占了近二十年，超过它寿命的一半。八王之乱义无反顾地摧毁了自己的帝国，它的出现源于两点，一是八王，二是司马炎的接班人问题。这两点都体现了司马炎的政治弱智。

先谈八王。司马炎建国不久，和一些大臣假惺惺地谈论治国之道。大臣们各抒己见，司马炎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这自然不怪他，自司马家族控制曹魏帝国后，稍有反对司马家的臣子，立即会被处死。长此以往，在曹魏政府中，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后来连假话和奉承话都不敢说，大家只好抓耳挠腮地说车轱辘话，说了大半天，听者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保身之道，这种说话方式后来发展成优美的传统，如你所知，它叫“清谈”。魏晋风流中，清谈是必不可少的风流之一。

司马炎听不懂大臣们在说什么，其实也不想听。他得意扬扬地分析说：“曹魏为何这么快就丢了江山，因为没有对亲戚实施分封，如果曹氏有很多亲戚都在中央政府之外有权有兵，我们司马家怎么可能夺取其江山？”

众大臣频频点头说：“皇上您英明啊。”

司马炎乐不可支地宣布他的“高度智慧”的结晶：封司马家族的男人到各地为诸侯，大国两万户，拥兵五千人；次国万户，拥兵三千人；小国五千户，拥兵一千五百人。文武官员皆由诸侯任命，这俨然已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皇帝把军政大权放手给诸侯，刘邦做过，但那是迫不得已，司马炎没有刘邦面临的尴尬处境，何以有如此胸怀？大概是他的权力来得太容易，所以不懂珍惜。他的家族将为他的愚蠢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

如果司马炎的接班人合格，八王之乱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在司马炎死掉的一年后就发生。但司马炎把后人认定的白痴儿子司马衷立为接班人的决策，无疑是给八王之乱制造了机会，这就叫神鬼难逃。

在世人眼中，司马衷的白痴程度板上钉钉。他听说民间闹饥荒，连粥都吃不上，于是疑惑地问：“怎么不吃肉？”宫中池塘中有青蛙叫，他问身边的人：“它们是为公叫还是为私叫？”

仅他问青蛙是为公还是为私而叫这件事，不能充分证明他是白痴。这是一种后来的王阳明心学的最佳体悟：天地万物皆为人类存在，青蛙叫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人类赋予它意义，意义本身就是事物本身，因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换个说法，问青蛙是为公还是为私而叫，是一种老子所谓的赤子之心。你可以说司马衷这一问充满了哲学意境。

至于他问“何不吃肉”一事，更不足以证明他是白痴。清王朝末期，慈禧太后向西方列强开战，当西方军队抵达北京城外时，有学富五车的大臣自信地说：“洋鬼子最怕的是污秽，可以收集北京城的粪便，从城墙倒下去，洋鬼子就会如同野鬼见到道符一样，惨叫着四散逃亡。”

你当然不能说这个学富五车的大臣是白痴，司马衷问的“何不吃肉”，是信息单一化造成的盲人摸象之问。

司马衷长于深宫，从未接触过外面的世界，深邃广大的皇宫就是他人生信息的全部来源。他都不如同样在深宫中长大的老爹司马炎，司马炎还有机会和外面的大臣聊天，通过大臣透露的信息了解外面那个虚构的世界。人的判断力固然不来自闻见，而来自内心光明的良知，可如果没有任何闻见，那良知绝不可能自我光明，司马衷的闻见太少，其信息来源是单一的，即皇宫中的一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所以他不可能具备正确的判断力，判断出遇到饥荒的百姓没有任何食物。他脑海里存储的所有信息只有粥和肉，吃不上粥，自然应该吃肉。

若想获取正确的判断力，必须接收更多信息。然而这种论调显然有太大的缺憾，人喜欢舒适圈，正如司马衷不想离开衣食无忧的皇宫而去民间体验挨饿受冻一样。所以凡是不能具备正确判断力的人，其掌握的信息来源都十分单一，司马衷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