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加强，他提出了“知难行易”论，但他的目的是强调人的信仰，也就是强调“知”，认为只要将信仰问题解决了，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也就是说，只要那些抱着炸药包向清政府官员猛冲的革命党人接受他的思想，统一认识，协调斗争，就能“驱除鞑虏”，在日后的南北混战中，他也成功地让他的人接受了他的思想，统一认识，打垮北方军阀，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其次，是对王阳明注重“心”的重申上，孙中山提出“心为万事之本”的理论。反清时期，虽然有很多人把自己当成人肉炸弹，但孙中山还是认为这样的人太少，为什么少？就是因为人们的心里存在着不能坦然面对死亡的障碍。孙中山力图唤起所有的民众，要他们都以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扫清革命与建设的路障。这一思想贯穿于孙中山的后半生，在他晚年改组国民党时，仍坚持“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

最后一点，孙中山受王阳明心学左派，尤其是何心隐的“知行”影响极大。孙中山开始革命时，和民间秘密教会的关系非比寻常，而且他本人就是上海青帮的弟子。何心隐当初也和白莲教来往密切，并且还制订了不可告人的计划，只是因为后来突然被杀，计划未见天日而已。孙中山让他的人进行暗杀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王阳明心学左派那些徒手能缚龙蛇的人的最爱，“侠客”“壮士”都是明朝后期王阳明心学左派的门徒。

在这一点上，汪精卫的思想和行为首当其冲。

汪精卫在今天的中国受到的评价是不堪入耳的，但在清末民初时，他就是凌然正气的热血英雄。汪精卫1883年生于广东番禺，五岁时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八九岁时就能自己读书，而且颇有见地。汪精卫的父亲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汪精卫受父亲影响，也对二人产生了兴趣，陆游的豪放文风和王阳明灵动的心学让汪精卫异常欢喜，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二人的著述上，尤其是王阳明。

和很多王阳明心学的信奉者一样，汪精卫也非常重视人的“心力”的作用，他后来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每次都被孙中山的演讲激得热血澎湃。于是，他头脑一热，准备搞刺杀。但这是个有难度的事，因为当时孙中山手下所有人都是杀手，而且杀的人都是政府高级官员。汪精卫想要一举成名，必须要找更大的家伙，他挑来选去，挑中了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作为自己成名的靶子。

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而且还被活捉。在狱中，他反复默诵王阳明心学思想，王阳明告诉人们，在良知的指引下勇敢去做，失败了也不要害怕，杀身成仁是天下第一等好死。汪精卫每每想到王阳明这样的思想就激动起来，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千古绝句。不过，他没有被杀，武昌起义后，他被释放。或许是狱中生活给了他很多人生的启示，或许是他致良知的功夫不深，自此之后，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直到后来抗日战争期间，他纵身一跳，跳到了日本人的阵营，成了卖国贼。汪精卫是如何走上这条被万人唾骂的路，并不是我们要解释的问题。我们只是想说，汪精卫早期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深入骨髓。

他曾有一段“釜薪”论，很让人动容：“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熟饭。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我乃王守仁信徒，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

这正是从王阳明心学思想衍发而来，为了正义，可舍生忘死。汪精卫是鼓吹暗杀活动最狂热的革命党人，也许有人说他是急躁冒进，但当时跟随孙中山的，哪一个不是急躁冒进？如果不是武昌起义意外地爆发，而且爆发之后又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孙中山的革命路恐怕要走很久很久，甚至可能看不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