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心学改变中国
首先是不要做古人的奴隶,特别是那些死掉的圣人的奴隶,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激烈地发挥王阳明“学贵自得”的观点说,心是我的,听一句话,受一句教,只有我用心,才能有这句话,有这句教。可我思考后有两个结果:一是,那句话是错的;二是,那句话是对的,我该如何?尤其是当那句话是古圣人说的时。梁启超的答案是:相信自己心的判断!
第二,不可做世俗的奴隶。也就是说,要有独立思想和独立意识,不可人云亦云,尤其是那些俯仰随人、随波逐流的人,正是王阳明最鄙视的人。梁启超认为,任何人来到世上就必有用处,人人都有当顶天立地大丈夫的潜质,所以不必借助他人的扶助和庇护。
第三,不可做境遇的奴隶。人生在世,有顺境就必有逆境,顺境时,不可消磨志气,逆境时不能放弃心中的梦想,每个人应该发挥自信、自尊的固有价值,和逆境做生死斗争,才有机会成为胜利者,屹立于世。如果不敢斗争,那就会成为境遇的奴隶。他扩大到国家说,一个国家如果安于现状,跟着境遇走,那不但会成为境遇的奴隶,还会成为别国的奴隶。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抛掉传统中的保守思想,要做个冒险家。他强烈批判老子思想,认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懦弱无能的表现,正是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所以才消灭了中国人本应该具有的冒险精神,随遇而安,必将失败。人们必须要自信、敢想敢干,要像初生的牛犊一样敢冲敢闯,以绝大的气魄和绝大的胆量,为改造中国而拼尽全力。
最后,无论何时,都不要丧失信心。梁启超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如果心死了,那就成了行尸走肉。所以必须要“正本”“养心”“致良知”。他说,世界上那些能够做出惊天动地事业的人都是内心强大、自信满满的人。没有一颗自信的心,就不可能有未来。
梁启超博学百家思想,但其核心思想却是王阳明心学的“独立自主”,过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他非常强调自信心,并武断地说,人只要有自信心,就能战胜逆境,就能创建大功。与其说他的思想是心学思想,不如说是心灵鸡汤。他的《少年中国说》处处充斥着这种鸡汤味,的确能鼓舞人心,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了。
康有为和梁启超用王阳明心学作为武器发动的“百日维新”最终以慈禧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不过他们让当时已成古老僵尸的中国闻到了一股新气息,实际上这一气息还是王阳明心学的气息。人人都认为,康有为和梁启超试图改造中国的失败不是王阳明心学的失败,而是他们本身的问题,比如先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没有权力的光绪皇帝身上,后来又头脑发热准备向慈禧太后夺权。
于是,另外一批王阳明心学的斗士们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次,王阳明心学好像可以呼风唤雨了。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温和的改良,孙中山、汪精卫、宋教仁、章炳麟则主张暴力革命。先来看伟大人物、王阳明的门徒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年轻时受的是西方式的近代教育,后来主攻医学,但他从小就崇拜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眼见中国残破,于是弃医从武,决定反清。他秘密组织了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会旨,开始踏上了他反清革命的征途。他在南中国各地发动小规模的“起义”,这种“起义”有个很大的特点:直接针对当地政府高级官员进行恐怖袭击。他屡败屡战,从不言退。他四处流亡,那颗反清的心却从未黯淡过。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革命事业获得的丰厚的回报。王阳明心学在他的革命人生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