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帝国继承了明帝国的遗产，统治中国。有些人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发现，明帝国政府在统一思想上做得很差劲，对百姓的思想控制太宽松。所以明帝国后期层出不穷的民变，除了天灾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阳明心学的泛滥，也就是心学洪流让底层民众过分觉醒，让他们有理由去争取独立和平等。清朝统治者认为，王阳明心学是洪水猛兽，必须严厉禁止；朱熹理学最适合治国，必须高调提倡。

当然，清朝统治者们禁止的是王阳明心学左派，对于已经趋向于朱熹理学的右派，他们不太禁止但也不支持。这似乎给了王阳明心学满血复活的机会，一批心学大师站到了清朝思想圣坛上。他们是孙奇逢、李颙、毛奇龄。确切地说，他们是王阳明心学的修正主义者。

孙奇逢在明帝国就是名声大振的人物，他曾营救过被权监魏忠贤陷害的忠义之士，也曾带领全族抵抗过清军，明亡后，他带领弟子隐居深山，讲学不辍。清政府多次请他出山，都被他以“逃跑”的形式拒绝，后来在河南辉县的苏门山终老，他活得几乎过了头，享年九十二。

孙奇逢原本是王阳明心学忠实门徒，认为“天理”两个字是自己体贴出来的，不是那些好为人师的人制定出来的。他说，王阳明的“良知”说，是王阳明自得而来，和孟子的良知无关。他认为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很有道理，不过，王阳明心学中禅的成分太大，导致了心学左派的洪流在民间沸腾，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人人就都可以自以为是，我行我素。而在庙堂上，心学左派产生的畸形“东林党”，往往空谈，意气用事，才导致了国家的覆灭。他认为这样很不好，于是倾向于朱熹理学的“慎独”，也就是说，还是需要通过外在的种种规矩来修行才可以真切地体贴到“良知”的效用。

不过，虽然用朱熹理学来矫正王阳明心学，可孙奇逢还是坚持王阳明心学中的“知行合一”。他说，必须要付诸实践，从眼前一言一行做起，不要浪费掉一天甚至一时。

我们都知道，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让人矫正自己的意识，孙奇逢提“知行合一”就特别重视“行”，这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悄悄的转变：王阳明心学变成了崇实经世的思想。

这其实也是王阳明最大的心愿，心学本来就是要拿来用的，而不是用来讲的。孙奇逢被后人称为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可能正是他把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做了调和，虽然成绩微小，但他毕竟做了努力，而且开了修正王阳明心学的先河。

李颙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性格孤僻，但好学，全靠自学读通了经史诸子以及佛、道典籍。成年后，明朝灭亡，他南下讲学，影响极大。满清政府要他出来做官，他宁死不为。有一次，地方官亲自到他家中，他躺在**六天六夜，绝食六天六夜，最后，他居然要拔刀自杀，地方官见这人简直变态，急忙逃走，再也没有来请过他。李颙晚年反锁房门，过起了置身坟墓般的生活，直到1705年去世，他活的时间也很长，享年78岁。

李颙虽然博学，但学术思想的源泉却是王阳明心学。他指导他们的弟子说：“做学术先要看陆九渊、杨简（陆九渊心学慈湖学派创始人）、陈白沙，尤其是王阳明，阐明心性，直指本源。把他们的思想搞通了，就能见到大道。”

他也强调“知行合一”，认为“上口不上身”的口耳记诵之学不值一提。在他晚年，他提出了“明体适用”的思想。所谓“体”就是王阳明心学，而“用”则指的是经世致用的一类实学。这是他对王阳明心学的修正，王阳明心学发展到后来，逐渐流入枯禅虚空中，李颙希望用“实学”来补充它，从而矫正它。

我们可以从李颙开的一个书单中明白他这一思想。在“明体”类的书籍中，他选了陆九渊、王阳明、王汝中、王艮、陈白沙等心学大师的著作，还有朱熹、二程、吴与弼、薛瑄等理学大师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