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肯定不同，阳明心学是对朱熹理学的拨乱反正。朱熹说心能辨别出天理，王阳明却直接说，心之好恶就是天理；朱熹说，只有人性才符合天理，情欲不符合，王阳明则说，人性和情欲都符合天理；朱熹说先知后行，王阳明说知行合一。

两人学说黑白分明。

在入门功夫上同样如此。朱熹的方法论“格物”是探究万事万物的真理，王阳明的方法论“格物”是在事情上正念头；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说“存天理、去人欲”。总之，方法上，一个如果是剑，那另外一个就是流星锤——二者固然都是兵器，却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王阳明的弟子们读朱熹著作时，常常指责朱熹的错误（和王阳明不同就是错误），王阳明却说，存心去找区别，就是错误。

为什么？

因为王阳明和朱熹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能做圣贤，二人的学说、方法论虽然不同，却都是导人向善的，没有说让人去做坏事。

即是说，两个人的学说都是好学说，都是让人为善之学说，有人可能在王阳明这里找到方法，而有人却能在朱熹那里找到方法，双方没有高下之分。

人一旦要存心去找两个学说的区别，就是要分门别派，就是要自立门庭，自我关闭。王阳明说，心外无学，不论是什么学说，只要学说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你但肯用心去钻研，就必有所成。一切好的学说，都是从心出发的学说。你若有心求异，念头就先错了，求出来的东西再让人耳目一新，它也不符合天理。

认可别人的“是”，就遵循；发现了别人的“非”，也别张牙舞爪，绕过去就是了。真正的聪明人，永远在学别人的“是”，从不在别人的“非”上较真。

从来没有人因为给别人挑毛病而成就学问的。一旦盯着人家的“非”不放，就忘记了人家的“是”，最后学了一肚子小肚鸡肠和意气，于学问和做人，都不是好事。

所以，做人和做学问一样，有心求异，就是错。

不比才力比减人欲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煅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煅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看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力，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