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德时代，德国作为统一的国家还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些封建割据的小邦，工商业还未发达，政治和经济都很落后。拿破仑战争中德国被占领，诸小邦各自独立、互相倾轧的局面才受到冲击，为将来的统一开辟了道路。但是拿破仑失败后，一八一五年维也纳分赃会议，把德国三十几个小邦组织成为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归奥地利帝国控制，在政治上是一次倒退。后来德国各小邦以普鲁士为中心形成一个自主的统一的国家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歌德逝世已三十多年了。歌德时代的德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恩格斯为英国刊物《北极星报》撰写的《德国状况》一文中曾做过简明扼要的论述。在描述政治经济落后之后，恩格斯还说到当时德国文学的繁荣：
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一七五〇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1)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封·伯利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2)
在另一篇描述当时德国状况的文章里，恩格斯又说：
这个最屈辱的对外依赖时期，正是文学和哲学领域最辉煌的时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最兴盛的时期。(3)
这种情况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所提到的文艺发展和社会物质基础的不平衡，马克思举了古希腊为例。(4)歌德时代的德国是一个近代的例子。
怎样解释这种不平衡呢？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一个长久争论的重大问题。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和哲学之类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上述发展不平衡是否就要推翻这个基本原则呢？决不能推翻。歌德的例子最便于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上引《德国状况》中那段文字的末尾，提到歌德和席勒到晚年都丧失了早年的叛逆精神。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第二部分《卡尔·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中，恩格斯对歌德的两面性做了最精辟的批判：
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5)……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我们并不像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6)；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7)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menusPlaisirs(8)。……(9)
接着恩格斯举歌德的一些名著为例，驳斥了格律恩赞扬歌德代表“真正的人”的说法。“真正的人”指的是“人道主义者”，实即德国小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者。恩格斯在写此文之前曾于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写信给马克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