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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问我对圣西门一派人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他们学说的要点像是主张个人应为社会整体的幸福而工作，并且认为社会整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歌德说：“我却认为每个人应该先从他自己开始，先获得他自己的幸福，这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幸福。我看圣西门派的学说是不实际的、行不通的。因为它违反了自然(1)，也违反了一切经验和数千年来的整个历史进程。如果每个人只作为个人而尽他的职责，在他本人那一行业里表现得既正直而又能干胜任，社会整体的幸福当然就随之而来了。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自己的这一行业里从来不追问群众需要什么，不追问我怎样写作才对社会整体有利。我一向先努力增进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然后把我认为是善的和真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当然不否认，这样工作会在广大人群中发生作用，产生有益的影响，不过我不把这看作目的，它是必然的结果，本来一切自然力量的运用都会产生结果。作为作家，我如果把广大人群的愿望当作我的目的，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我就得像已故的剧作家考茨布那样，向他们讲故事，开玩笑，让他们取乐了。”
我说：“您这番话是无可反驳的。不过，有我作为个人的幸福，也有我作为公民和广大社会中一成员的幸福，这二者究竟不同。如果不把达到全民族的最大幸福定为原则，凭什么基础来制定法律呢？”
歌德说：“如果你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我当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极少数优选人物才能应用你那条原则。那只是为君主和立法者们开的方剂。不过就连对于他们来说，我也认为法律的用意毋宁是减少弊病的总和，而不是增加幸福的总和。”
我反驳说：“这两件事大致上毕竟是一回事。举例来说，道路坏，我看就是一个大弊病。如果当权的人把全国通到穷乡僻壤的道路都修得平坦整洁，他就不仅消除了一个大弊病，而且同时也给人民带来了一项大幸福。再如司法程序的拖沓也是一个大弊病，如果掌权的人制定出一套司法程序，公布之后又加口头宣传，保证一切案件得到迅速处理，他就不仅消除了一个大弊病，而且也带来一项大幸福。”
歌德打断我的话说：“按你唱的这个调门，我可以唱出另一些歌来。不过我们最好把还没有指出的一些弊病留下，让人类还有机会去施展他们的能力吧。我的基本教义暂时归结为这几句话：做父亲的要照管好他的家，做手艺的要照管好他的顾客，僧侣们要照管好人们互相友爱，警察们不要扰乱我们的安乐。”(2)
(1) 人性。
(2) 圣西门（-Simon，1760—1825），法国贵族，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日内瓦书简》和《新基督教》的作者，近代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他的学说做过极精当的简介和评价。
歌德不喜欢爱克曼对圣西门派的景仰，提出了他的个人好社会就好，立法只应减少社会弊端的片面论断。他还认为诗人不应考虑社会需要和社会效果，这表现了他对群众的藐视。在政治上歌德和圣西门都是反对暴力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不过歌德比圣西门落后得很远。圣西门向往社会主义，尽管是空想社会主义；而歌德却向往开明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