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进入夏季，所有的牲畜都转场到斡尔朵草原和角什科草原后，双方便开始有了摩擦。
由于去年牲畜数量达到了顶峰，草原严重超载，草场退化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时值气候温热的夏季了，那些被牲口啃食光了的草场牧草依然稀稀拉拉的，像大旱之年盐碱地里的庄稼。尤其是那些下过帐房、圈过牛羊的地方，一个个都成了寸草不生的黑土滩。那些黑土滩像人头上的癞子，十分刺眼地密布在草原上， 让那些视草原为生命的牧民们痛心疾首。
但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叫人叹为观止。今年开春时节那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白毛大雪，使草原上的牲畜遭到了灭顶之灾。虽然政府曾经派来了飞机空投饲草料，但那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有些人家得到了空投的物资，羊群保住了，有些住得比较偏远山洼里的人家，飞机根本就没发现他们。那场大雪过后，政府的救灾队好不容易寻找到他们时，他们的牛羊全部饿死了。尽管草原依然严重超载过牧，夏季温热的气候，充沛的雨水，使牧草开始疯长。似乎一场透雨过后，第二天人们惊奇地发现，整个祁连山草原遍地嫩绿。又不经意地过了几天，草原上已然百花盛开，牧草也已经长得能淹没两岁大的“杂麻藏” 羊了，又呈现出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胜景。
祁连山不愧是甲天下的金牧场。每年的七、八月间，与草原相接的祁连山依旧银装素裹，而草原上却碧波万顷，一群群马牛羊点缀其中，微风吹来，使人产生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如入梦境的感觉。
自古祁连山就已富庶闻名遐迩。匈奴歌曰：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衍。” 丰美的草原滋养得这里的牛羊异常肥壮，也使这里变得格外富庶。据说，民国末年，有一个人从河西走廊一路乞讨来到了这里，看到这里的水草丰美、牛羊遍山，便留了下来。留下来后他夏天采药、狩猎，冬天给寺院做“塔娃”，日子过得比任何地方都舒适。人们对这个来自山外的乞丐不叫名字，只以本地对乞丐的蔑称“要馍馍” 称呼他。因为偌大的祁连山麓，“要馍馍” 出身的就他一个。这“要馍馍” 后来入赘到一个牧户家做了“木华”， 后来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头母牛。也许这人活该发达，那头母牛当年就产下了一头母牛犊。有道是“母牛下母牛，三年五头牛”，几十年过后，这里漫山遍野都是这“要馍馍” 的牛。人们提起他时已经不叫“要馍馍”，而叫“馍馍家” 了。据说，后来连“馍馍家”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家有多少头牛，这些牛长年累月地散放在这山麓、旷野中，与那些野牛杂交、群居，已经变成了真正的野牛了。外地的客商到这里来买牛，找到“馍馍家” 后，付了银子，却怎么也赶不走那些野性十足的大牦牛。有时候赶走了，却无法制服它们，它们又逃了回来，重新成为了 “馍馍家” 的财富。
但这种胜景从大跃进那年开始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农区放“卫星”，一亩地产一万斤粮食的时候，牧区也在放“卫星”，一年之内牲口数量要增加百分之二百甚至三百、四百。在桦树湾里李廷瑞的父亲李忠孝柱着拐杖骂街的时候，斡尔朵草原上的老人们也在摇头叹息： “这一百只羊，到年底要变成三百只！这可能吗？这羊不下羔牛不产犊，我们跑到牛肚子羊肚子里去挖啊？”
牢骚归牢骚，在全国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特殊时代，牲畜数量翻倍增长乃是政治任务。于是乎，统计报表上牲畜数量在成倍增长，牧人们饭碗里却连一点肉星都见不到。同那个时代全国人民一样，祁连山草原上的牧民们也以挖野草、摘野果为生，也在捡拾牲畜的尸骨、研磨“乱麻” 做代食品果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