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天的某一天，我辞去了工作。
那一天，我的心情异常的轻松愉快。我独自在街上逛到晚上六点，买了两套新衣服，去了一家常去的音像店，相中了很多新到的CD和VCD。其中一部连续剧只有最后两集没有看，我一直很想知道结局。音像店的人跟我很熟，他们总是很客气，给我最低的折扣。但纵然是这样，为了一个结局，我还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我所居住的江南小城，是个很温和的城市。但十年过去了，奇怪的是，我却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过客。
我抱着一大堆的东西出来，上了出租车。说出我家的地址。司机师傅是个中年人，他一听我的声音就微笑着肯定地说：“你是雪漫，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我这才发现，这个城市里的很多的人，听我的节目，已经听了有十年，他们比我自己，还要熟悉自己的声音。
下车的时候，因为没有零钱，我让他等，到附近的银行换开来给他。他很认真地说：“其实不给也没有关系，你在明天的节目里送首歌给我就行了。”
我很想跟他说，你从明天起，再也听不到我的节目了。
但我最终没有说出口。
有时候，跟一个陌生人告别，其实也是蛮艰难的一件事。
十四岁的时候，因为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是个很寂寞的女孩子。穿很老土的衣服，说不标准的普通话，有许多乱七八糟的梦想。就是在那一年，我喜欢上了写诗。我写了很多很多的诗，写满了好几个厚厚的本子，只是不敢给别人看。写诗写得厌倦了以后，我才开始写小说。这仿佛是一件天生就会的事情，没有绕太大的弯子我便成了一个“说故事的人”。我的小说开始陆续在江苏《少年文艺》等刊物上发表，我的照片也上了刊物的封二，旁边写着一行让我心跳的小字“未来的作家”。那时候的我远远没有现在的“少年作家”们幸运，会写点文章算不得什么，最重要的是要学好数理化。可是比较遗憾的是，虽然我的妈妈就是数学老师，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学不好数学。我其实是个挺善忘记的人，但我却一直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高中数学老师的样子，记得他曾经在一堂课上用非常不屑的口气说：“你们中间有些人，数学课的时候写作文，什么鸟飞在空中，戛然而止……”他说这话的时候，手在空中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姿势，然后猛然停住。
全班笑得东倒西歪。
谁都知道，那个“有些人”，指得就是我。
高考的第一年，我的数学考了二十九分。光荣复读后的第二年，考了三十多分。天地良心，复读那年我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学数学的，我的语文书早就送给了到西藏当兵的一个朋友，可是不管刮风下雨，我一周三个晚上要到夜校里去补数学，在三角，线条，数字和各种对我而言莫名其妙的符号里迷得头晕眼花依然无怨无悔。我那时唯一感到庆幸的是还可以选择学文科和理科，这样一来我起码可以不用学物理，因为每次物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一个往坡下滚的小球再划上无数的箭头要我们分析小球到底受到多少种力的牵引的时候我都有种把球往他脸上扔的冲动。
我的那个数学老师没有错，我的物理老师当然更没有错。有错的是我，我学不好这些科目，纵是写得一手再漂亮的文章，也就只能上一所最最普通的大学，这是天经地义最简单不过的事情。
大学里，我学的是中文系。听上去好像很适合我，但说起来，这也是阴差阳错的事。本来我是想读英语系的，最主要的是听说英语系出来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当时中文系去招生的老师看到我的档案，发现我会写两篇文章，就自作主张地要了我。以至于后来我爸爸托的人到英文系的录取名单里去查我的名字没查到，弄得我们全家虚惊一场。
我说过了我是一个善于忘记的人，那场虚惊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我险些再次落榜而哭了。那是我一生中唯一见流泪。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很多年里，我都在恶狠狠地想，我这辈子要是成不了一个著名的作家不如跳楼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