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器物，皆为农耕文明所量身打造，正中帝国之脉络。
山野之农，以飞梭织布；泽畔之妇，凭脚踏机轧布三丈；关外之民，用连杆灌溉灌满百亩良田。
田野之上不再人困马乏，村镇之中日见仓廪盈满。
更因这些技艺在草原与海邦难以施展。
游牧者无定居、逐水草而居，海邦地狭民稠、田不广种。
故而无须设立禁制，路无尘便大开技坊之门，令民间自由仿造，鼓励诸方技匠改善结构，自下而上，反哺王道。
短短数年，整个帝国如春风拂野，万象更新。
民间歌谣云：“昨朝犁田尚靠牛，今朝转轮自开沟；纺机唤娘不用手，一响千丝织锦绣。仓中谷满无人饿，市上绢多价自柔。”
而这等变化，远非止于一国疆土。
邻邦之中，百姓纷纷传言：“帝国中有神机，可织锦万匹；有巨轮，可引水上山；有神术，可令百工如神助。”
百姓之心，如水向下，如火趋暖。
凡人皆望富足太平，岂不向往那物资丰盈、仓廪充实之地？
于是渐有邻国边民偷渡入境，或伪装为商贾，或甘作农奴，只求得一份丰衣足食的生活。
有的甚至将自家子嗣暗送入帝国读书求学，希冀其后能被纳为帝国之民。
更有一些边境小国，为保其民不叛，主动遣使入京，言辞恭顺，愿为“器物之术”献上贡礼，请求传技设坊，并请派匠人入境为师，甘结岁贡以报。
朝臣震惊，大将疑惧，惟有路无尘沉稳如常，徐徐挥扇而笑：“非我欲夺其地，而是其心已归我邦；非我强其身，而是我丰其魂。”
帝国因技而强，因民而盛。
国运日隆，财富如潮。
百姓欢歌载道，称此时为“金器之世”。
于是史书有载：“无兵戈而胜，无侵略而服天下。路帝之政，以农养国，以器强民，四海归心，百国来朝，乃千载罕见之盛也。”
在这无灵气、无神只庇佑的凡世，路无尘深知：若欲盛世恒昌，光靠民生昌盛尚不足以护国安疆。
于是在一手缔造繁华富足的同时，他并未弃兵备不顾，而是潜修军政，另辟蹊径，筹谋于未乱之时。
他深谙兵者为国之干，利器不可长弃，遂设“统工营”于都城之北，延揽百匠，造强弩、修战车、铸甲胄。
又设“操兵营”，以轮换之制训练士卒，务求精而不滥；同时将那一系列改良过的农具、运输工具延伸至军用，使军队调度、物资转运比旧时迅捷数倍。
然一切军备，并未造成国库崩溃，反如水润大田。
因国之力气充盈，百工百业皆振，赋税稳定且可持续。
军费支出，竟成为技艺提升的另一个推动力。
于是军民互兴，天下共荣，帝国上下一片盛景。史书曰：“是岁，军政不废，民业不伤，乃治乱并济之术。”
十年之间，帝国如日中天，民间称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世。
而北地草原，风仍呼啸，却已非昔日横行无忌之地。
许多毗邻帝国的部族，眼见帝国日渐昌盛，其民丰足，其军肃整，再不似往日之脆弱可欺，便有诸部联名遣使，持金马玉帛，跪于王廷之外，口称：“愿为北域自牧之民，誓奉王道，不负天命。”
路无尘并未以兵威迫降，亦未因其旧恨而加以苛待。
他晓得真正长久的统治，不在于铁骑，而在于人心。
于是下令改“部”为“郡”，旧部首领封为“牧侯”，既维其尊，又设其限。
再于草原边地设立“定牧镇”，强令不得随意迁徙，但并未全禁游牧，而是引导其改为“半游牧”之制。
镇中筑小屋，设驿馆、医馆、粥铺、学堂。
老人妇孺可安居镇中，孩童可入学读识文字，习典章王法。
强壮之人则编为放牧之队，春出秋归，人人有籍，逐渐归于规矩。
初时诸部不适，怨声四起，皆言：“放牛养马多年，何时还要记名登册，听调听宣？”
但岁月如水，五年过后，不少人已自愿将子送入帝国学堂；十年之后，甚至有牧侯自请参政，于朝会上言事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