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还可以把同盟者称为防御者的最后支柱。这里指的当然不是进攻者也有的普通的同盟者，而是指同某个国家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那些同盟国。只要看一看目前欧洲各国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毫无疑问，国家和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都极为复杂和极易变化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不谈力量和利益系统化的均势，这种均势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往往理所当然地被否定掉了）。每一个这样的交叉点都是一个和平稳定作用的结，因为在这种结上，一个趋向是另一个趋向的平衡力量；所有这些结又联结成较大的整体，任何变化都必然部分地影响到这种联系。因此，各国相互间的关系的总和更多是有助于维持整体的现状，而不是使它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般说来存在着维持现状的倾向。

我们认为，必须对政治均势作上述的理解，而且，凡是许多文明国家多方面接触的地方，都自然会产生上述意义上的政治均势。

至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能起多大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可以想象，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化使整体易于发挥这种作用，有的变化则使整体难以发挥这种作用。在前一种场合，这种变化是保持政治均势的力量，因为它们同共同利益的倾向是一致的，所以它们也会得到共同利益中的大部分。可是在后一种场合，这种变化是一种变态，是个别部分在积极活动，是一种真正的病态。在由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结成的很不牢固的整体内出现这种病态，是不足为奇的，即使是在生物调节功能很好的有机体内，也会出现这种病态。

因此，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历史上曾有个别国家能够实现只对自己有利的重大变化，而整体却连阻止这种改变的尝试都没有，甚至个别国家能够高踞其他各国之上，几乎成了整体的独裁统治者，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这绝不能证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就不存在了，而只能证明这个倾向的作用在当时不够强大；向某一目标的引力并不等于向那个目标的运动，但绝不能因此就说这种引力不存在，这个道理我们在天体力学上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说：要求保持均势的倾向就是维持现状，当然，前提是现状中存在着平静状态（即均势）；因为一旦这种状态遭到了破坏，出现了紧张局面，保持均势的这种倾向当然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从本质上看问题，那么，这种变化总是只涉及少数几个国家，永远不会涉及大多数国家。由此可以肯定，大多数国家都看到它们自己的生存始终是由各国的共同利益来维持和保证的，同时也可以肯定，每一个没有同他国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在进行自卫时，支持它的国家比反对它的国家要多。

谁嘲笑这些考察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谁就抛弃了哲学上的真理。可是，尽管哲学上的真理使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如果不考虑一切偶然现象，企图从这种相互关系中推论出能够支配每一个具体情况的法则，当然也是不妥当的。不过，正如一位伟大的作家所说的那样，谁要是不能超乎于轶事趣闻之上，而是用这些东西来编纂全部历史，处处从个别的现象出发，从枝节问题出发，而且只限于寻找最直接的原因，从来不深刻地探讨在根本上起支配作用的一般关系，那么他的见解就只能对个别事件有价值。对这种人来说，哲学对一般情况所规定的一切，自然是一个梦想了。

假如不存在那种普遍追求平静和维持现状的倾向，那么许多文明国家就绝不可能长时期地共同存在，它们必然会合并成一个国家。既然现在的欧洲已存在了一千多年，我们就只能把这种结果归功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如果整体的作用不总是足以维护每一个国家，那也只是这一整体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并没有破坏整体，反而被整体消除了。

一些严重破坏均势的变化会被其他国家的多少有点公开的反抗所阻止或消除，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历史就可以明白，罗列大量事实来加以证明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个事件，因为那些嘲笑政治均势思想的人经常提到它，而且在这里谈谈一个无辜的防御者因没有得到任何外援而遭到灭亡的事例，可能是十分合适的。我们说的是波兰。一个拥有800万人口的国家被灭亡了，被另外三个国家瓜分了，而其他国家中却无一拔刀相助。

这一事实初看起来似乎充分地证明了政治均势通常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至少表明在个别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会被灭亡，成为几个最强大的国家（俄国和奥地利）的掠夺物，看上去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既然这种情况不能对整个欧洲各国的共同利益发生影响，那么人们会说，这种共同利益对维护各个国家应起的作用只能说是虚构的。然而，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个别事件无论多么突出，都不能成为否定一般情况的论据；其次，我们认为，波兰的灭亡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难以理解。难道波兰真的可以被视为一个欧洲国家，可以被视为欧洲各国中一个同等的成员吗？不能！它是一个鞑靼国，不过它不是像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那样位于黑海之滨，位于欧洲国家的边缘地区，而是位于欧洲各国之间的维斯拉河流域。我们这样说既不是蔑视波兰人民，也不是想证明这个国家应该被瓜分，而只是为了真实地说明情况。近百年来，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再起什么政治作用，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引起纷争的金苹果。就其本身的状况和国家的结构来说，波兰不可能在其他各国之间长期存在下去；而要根本改变这种鞑靼国的性质，即使波兰领袖有这种愿望，也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才能完成。何况这些领袖本身的鞑靼习气浓厚，很难产生这种愿望。动**的国家生活和他们极端的轻举妄动相互助长，使他们踉踉跄跄地坠入深渊。早在波兰被瓜分以前，俄国人在那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完全可以肯定，即使波兰不被瓜分，它也一定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

如果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波兰本来是个有自卫能力的国家，那么三个强国就不会这样轻而易举地瓜分掉它；同时那些同波兰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强国，如法国、瑞典和土耳其就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协力维护波兰了。但一个国家的生存完全依靠外国来维持，这种要求自然就太过分了。

一百多年以来已多次谈到瓜分波兰的问题，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把这个国家看作是门禁森严的住宅，而看作是一条外国军队经常来来往往的公共大道。难道制止这一切是其他各国的义务吗？难道能要其他国家经常拔出利剑来维护波兰国界在政治上的尊严吗？这就无异于要求人们做一件道义上不可能做的事情。在这个时期波兰从政治上看就像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人们无法始终保护这片位于其他国家之间、没有防守的草原不受这些国家的侵犯，也不能保障这个所谓的国家的不可侵犯性。根据所有这些理由，正像对克里米亚鞑靼国的默默无闻地灭亡一样，对波兰的无声无息的灭亡，也不应该感到惊讶。无论如何，土耳其当时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保持波兰的独立有更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土耳其看到，保护一片毫无抵抗能力的草原是徒劳无益的。

再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来。我们已经证明了，防御者一般比进攻者更能指望得到外国的援助。防御者的存在对于一切其他国家越重要，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军事状况越是健全，它就越有把握得到这种援助。

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防御的主要手段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能具备的，这是很显然的，可能有时缺少这几种，有时缺少那几种，但是，就防御这个总概念而言，它们全都属于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