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文化教育，在甲午后也获得了巨大改变，几十年来争论的科举制度改革渐渐获取了基本共识，1898年因新教育大规模兴建让科举取士不再具有吸引力，越来越合算的留学成本更让科举取士成为制度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终结的命运。
从胜利走向失败
甲午后的中国维新运动以日本为摹本，为榜样，日本也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战前很久，日本一直期待就近分享中国发展成就与市场。当中国刚刚迈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时，日本就派员请求像西方国家那样与中国建交、通商，互派公使。然而中国在很长时间并没有同意这些要求，直至1871年，中、日两国方才有机会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立国方略是走向世界，与欧美诸强竞争；中国洋务运动基本方略是富国强兵，逐渐地有限制地开放市场。中、日两国具有无法回避的利益交集，日本走向世界不能不借道中国或中国的势力范围。东北亚因日本的崛起成为战争策源地，中日之外，还有俄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地缘关系让中日俄成为搬不动的邻居，东北亚成为和平地区对谁都有利。可惜的是，中日最后还是非常遗憾地选择了战争，新兴的日本在甲午一役脱颖而出，让世界刮目。
战后的日本占领台湾、澎湖列岛，开始了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由此改道。对于大陆，日本在各通商口岸加大投资，日本的资本、技术迅即成为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配合着投资，日本政府注意协调与中国朝野各界的关系，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渐渐由先前一度敌视转为缓和、追慕。日本很快成为中国青年留学的第一选择，除了经济、便利因素，对日本的认同应该是不必怀疑的事实。
中国的维新运动以明治维新为蓝本，日本朝野也对中国的维新运动给予关切。在1898年春夏，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下野，迅即通过外交渠道安排到中国“旅游”。如果仔细分析伊藤访问中国的资料，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自光绪帝以至庆亲王、李鸿章、荣禄等内外大臣莫不以伊藤博文为“维新导师”，虚心听取其改革建议。
维新运动因意外因素失败了，稍后的义和团战争对中日关系是一次考验。日本公使馆职员在动**中被杀，日本成为仅次于德国的受害者，但日本在此后的活动中不仅注意西方大国的立场，珍惜自己刚刚获得的“大国俱乐部”资格，而且注意中国的感受，既不违背西方大国立场过分偏袒中国，也没有趁火打劫，谋取更多利益。当德、俄两国竭力提高中国赔款额度时，日本与英美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力主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国破产，所有的惩罚必须适度。日本的立场赢得了中国朝野的好感，在随后的新政实践中，学术界公认中国亦步亦趋模仿日本，日本成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最信任的盟友。
俄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乘机出兵中国东三省，俄国自然有其出兵的理由，但当义和团战争完全结束后，中、俄两国就撤兵作出安排，但俄国自恃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就是不走。面对俄国的强势、霸道，清政府办法不多，但俄国的做法显然损害了日本的利益，影响了日本通往欧亚大陆的通道。日本在1904年向俄国宣战，日俄战争改变了中日俄三国历史进程。
俄国迅即发生1905年革命，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则有列宁所说的“觉醒”，日本一方面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孙中山、黄兴等流亡世界的革命者云集东京成立同盟会，革命与改良在中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赛跑。
日本1894年以来一直同情、收留中国的革命者、政治逃亡者，但对清政府任何改革又表示支持，当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宣布预备立宪后，日本应清政府要求，请孙中山等人离开日本，很显然期待立宪成功。
近代中国的困境就是怎样与世界一致。所谓宪政，不外乎让世界以平等身份待我。不幸的是，预备立宪因机缘巧合并没有结果，武昌一场哗变让大清帝国成为往事。
中华民国的成立受到欧美、日本的追捧，一个全新的共和国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先前的世界发生分裂，日本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急剧膨胀后，并没有很好地消化这些成果，反而激励了其不自量力的野心。日本乘机占领山东，不论日本有多少理由，这都是中日交恶百年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