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因为我们不太容易分清既然都是君主体制，为什么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还有那么大的区别，还会发生那么多的纷争？
君主立宪对谁有利
按照“家天下”的政治理念，大清国就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先辈带着满洲几个部落头领，还有蒙古等周边族群头领一起打下来的。一般民众并没有后来的民族国家意识，皇恩浩**、谢主隆恩，就是那个时代君臣、君民关系形象且恰如其分的写照。所以在那时，假如遇到康熙、乾隆那样的“明君圣主”，皇帝不想专制都很难，臣民期待他们专制。
但是到近代则不然。近代中国的问题本来就不是自身内部衍生出来的，而是外部输入的。当西方的思想观念随着西方的物品、资本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后，中国人的观念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震惊、刺激后，稍微有点头脑的中国人都在想：中国为什么在世界上混成不被人待见的异样族群？东三省明明是大清国固有领土，日、俄两国凭什么在这块土地上打仗，而且连战争善后都不让中国人介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思前想后，问题就出在中国的体制与世界有差距；而解决之道，好像就是梁启超1901年就向中国人呼吁的君主立宪。按照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的说法，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几种政治体制，不外乎君主立宪、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均为立宪政体，权力有限，而专制政体的权力是无限的。
从表面上看，无限制的权力似乎很有利，君主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从实际政治运作程序看，不受任何约束的君主恰将自己推上权力要冲，没有丝毫可供缓冲的中间地带；成功了固然是君主的贡献，失败了，只有君主个人承担责任和全部后果。所有臣民都是君主的仆人，领取君主发放的俸禄，吃着皇粮，但他们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很不经济的政治体制。
根据梁启超的分析，就三种政治体制比较而言，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无疑是君主立宪，因为民主立宪施政方略变化太快，选举时耗费巨大，竞争激烈；虽然形成了一个竞选经济，但由于这种经济只是消耗不是创造，至少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至于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比较，不言而喻，君主立宪远优于君主专制。
梁启超的道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毕竟中国人特别是清政府统治者只知道君主专制的好处，没有体会过君主立宪的滋味。所以从康有为1895年的呼吁，到梁启超1901年的分析，中国人依然无法在君主立宪问题上达成共识。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这个共识的建立，还是在“小日本”1905年打败“大俄国”之后。
走向君主立宪
日俄战争结果日趋明朗时，中国被迫“边缘化”已成定局。美国政府在邀请日、俄两国协商战争善后时，对于中国希望参加的迫切心情视而不见。中国被完全排除在讨论东三省前途的会议之外，这不能不使清政府感到格外焦虑与尴尬。1905年6月23日，清政府以日俄和议有开议之说，命各衙门及各督抚筹划因应之道。
这个问题当时已有很多讨论。有识之士早就强调不能就事论事谈东三省，必须将立宪与东三省问题捆绑在一起，才能找到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政府的问题还是那个问题，那么答案自然还只能是那个答案。7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建议清政府明确宣布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强调立宪政体无损于皇室，无碍于皇权，最合乎中国国情及朝廷利益。稍后，周馥又单独向朝廷建议，君主立宪体制下的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才是大清皇权永固的根基。两广总督岑春煊回奏，东三省问题的关键不在日俄，而在中国能否径仿东西洋政治，与民更始，改革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