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通常还是一文不值的）工具晋升为人生目标，这种做法的悲哀在于个体会失去正常的机会，无法发展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毕竟唯有真实的个人力量才能带来客观的安全感。手段的实用效力非常危险，因为个体知道靠疾病换来的安全感是虚假的。而加倍付出努力、反复施展生病这个手段的内在需求，也让个体饱受折磨，最后陷入自怨自艾的忧郁困境，不仅失去所有与世界的联结和真切的价值感，更会丢失生活的乐趣。对精神官能症者来说，比起负责任地过生活，逃避责任反而需要付出更多代价，这就是精神官能症的不幸。精神官能症者永远活在恐惧中，害怕这种潜意识的手段会被揭穿。他害怕活着，也害怕死亡，最后成为“活尸”，恐惧生命。
断腿者不必解释自己为何不参加赛跑，但精神官能症者终其一生都得替自己辩护，解释为什么对其他人缺乏兴趣、为什么不负责任、为什么毫无成就、为什么犹豫不决、为什么拖拖拉拉、为什么过度小心、为什么性欲反常、为什么虚荣自负、为什么野心勃勃，或是为什么自怨自艾。每个人内在都有一种感知，让我们体认到当一个人，以及在人类社会中合作与贡献的必要性。有人说这是所谓的良知，有人则称之为“超灵”（oversoul）。名称不重要，但是从精神官能症者必须不断为个人失败辩护的现象来看，就能确定这种感知是存在的。用人为（通常是潜意识反应）捏造或设想的“我无法”，来取代内心的“我不想”，这就是各种精神官能症的根源。直接说“我不想”可能会招致社会批判，而“我无法”不仅能让精神官能症者自我辩解，更能借此将个人失败的责任推到团体身上，同时获得一种主观的正当感，认为自己已经摆脱失败的责任。精神官能症是自欺欺人的手段，使极具效益的表现被痛苦的借口所取代。
成人的精神官能症始于“问题”童年。每位问题儿童都有可能成为精神官能症者，不过，唯有充满“问题”的环境才有可能产生问题儿童。换句话说，问题儿童的行为是针对恶劣环境的正常反应。在人性的无知最展露无遗的所在，问题儿童的现象也最普遍。所有与心理卫生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教育问题。阿德勒勇于以自己的方法来避免孩童出现偏差行为，借此打破教育和心理卫生方面的困境，这就是阿德勒对当代社会最大的贡献。其他精神科医师发现精神官能症始于童年，阿德勒则发展出一套技巧，不仅能借其探究童年的行为偏差，更能消除这些行为。因此，个体心理学的发展已超出原本的心理治疗系统，俨然成为社会学与教育学的重要基石。
童年精神官能症是在何时何地产生的？我们可将精神官能症视为错误生命风格的失败产物。换言之，个体错误解读自己的自卑情境，发展出一套过度补偿的潜意识行为模式，进一步侵犯现实法则、客观性与社群生活之后，会在现实世界中面临一道无法克服的障碍，这时他就会发展出一套新的模式。这套全新模式就是精神官能症。出现精神官能症的个体，要不是试着替失败辩解，借此解决问题，就是试图在精神上避开这个困境。在某些案例中，个体会创造出一套模式，借由建构幻觉来否认障碍的存在。不仅如此，精神官能症也可被视为个体用来重建先前状态的手段，因为在先前状态中没有这些问题或障碍。此外，个体也有可能将精神官能症当成报复手段，用来对付周遭环境中，被他视为导致他失败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