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爹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因此他没少挨父亲的拳脚。有时挨揍的原因是读课外书，有时是写诗，有时什么也不为，说打就打。成名成家后的略萨说，他父亲看到他写诗就火冒三丈——
“但我还是偷偷写下去，因为写作已成为我反抗暴君的行动。”
日后的文学史上可书一笔：这就是略萨“反独裁写作”的开始。与他人不同，拥有一个暴君式的父亲，对略萨来说却是福非祸，这是他自己说的，如果没这个混蛋老爸，“我可能还不会那么虔诚地献身文学。”除了《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这本写作“红宝书”之外，这姑且算是略萨给年轻人的另一礼物——假如你的作家之路不算成功，多半是因为令尊还不够粗野暴戾。一个不错的托词。
为了避免儿子“堕落”成文艺青年，老略萨把小略萨送到了军校，于是后者又朝着伟大作家迈进了一步，军人军队和军校就此成了略萨采之不竭的素材矿。一九六三年，《城市与狗》问世，这恰恰是一部以军校为叙事背景的小说。在这部书中读者可以找到一切暴政带来的丑恶：斗殴、吸毒、枪杀，各种相互撕咬，各种尔虞我诈。可想而知这本书在那个年代的秘鲁之命运，统治者将千余本《城市与狗》付之一炬，焚书的地点特意选在了略萨曾经就学的军校广场，以儆效尤。彼时的统治者一定沾沾自喜于自己选址的聪明，却想不到没用多少年这个用来羞辱作家的广场已成了文学圣地。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精力充沛的略萨以民主阵线党党魁的身份参选秘鲁总统，最终败于藤森。略萨之败，实在是读者之福，世上少了一个未知对秘鲁人民祸兮福兮的总统，多了一个可以阅读百年甚至更长的作家及其文学经典。万幸万幸，略萨如若当选，若干年后流亡的是不是他就不好说了。文学毕竟要跟政治保持恰当的距离，就像厨房与厕所要保持恰当的距离。
这之后的略萨读书讲学游离欧美，同时留下了若干沉甸甸的作品。他从政治中脱身，手中的笔却依然犀利地介入政治，他说“我是作家，同时也是公民”，因为在他爱着又恨着的土地上，公民缺自由，政治少宽容，文化欠多元，因此，“要我忽略生活里的政治，绝无可能”。
或许这也是略萨不如马尔克斯受读者宠爱的原因。在拉美文学爆炸的四位主将中，略萨最不魔幻，最切入现实。没有巨翅老人和会飞的床单，略萨的文字不那么有趣，也就不那么好读。但这千真万确是属于略萨的路，或可说，那是他认可的文学责任，也是他的文字存在的意义。相比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和富恩特斯，略萨是重铠重甲重武器的拉美骑士，和手持柳叶刀的外科医生，他的确没有前者的轻灵与飘逸，却有前者没有的沉重与锐利。
致略萨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因为他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犀利刻画（获奖）”——在权力之前，略萨保持了他少年时的反叛，坚持了他成年后的惕醒、手术刀式的观察及决不留情的呈现，可以说略萨一直没有停止对无制约的权力之“中伤”。在《公羊的节日》中，略萨借气急败坏的多米尼加独裁者之口准确描述了自己的姿态：
“政府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荣誉，他们得到的好处最多，可是给政府造成的伤害最大。”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么干的，也必须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