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按照前理性主义的立场对以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启蒙运动的简单否定。徳·麦斯特尔（CountJosephdeMaistre，1753—1821）和博纳尔（LouisGabrielAmbroiseBonald，1753—1840）是这种立场的突出代表。徳·麦斯特尔早期曾同情过自由主义，但他在《法国沉思录》（1796）一书中就已明确反对革命，希望复辟法国的君主专制，后来成了著名的保皇党人。博纳尔是拿破仑的支持者，在复辟时期支持君主专制。他们都公开贬低和否定理性。麦斯特尔强调人的攻击性和破坏性的非理性“本能”，以此论证强权和独裁暴政等统治形式的必要性，扼杀个体的自由。与此相适应，他们竭力推崇被法国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家无情批判过的陈旧的宗教信条，要求恢复前理性时代的宗教神学和神秘主义传统。他们的理论也因此被称为“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潮流来说，他们显然是在开倒车，但他们个人在当时法国哲学中具有较高地位。尽管他们是从前理性时代的立场批判理性主义，但往往也能抓住理性主义的某些缺陷，从而从反面促进了对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
另一种是从超越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局限性、进一步深入探索“人性”的本质的立场来批判理性主义。这个探索过程的起点是孟·德·比朗（MaineDeBiran，1766—1824）的意志学说和唯灵论以及居约（Jean-MarieGuyau，1854—1888）等这一传统中其他哲学家对欲望、生命等的探索。与徳·麦斯特尔等人的倒退路线不同，这些哲学家对意志等深层存在的探索所要达到的，并不是对于理性的“蔑视”和“颠覆”从而达到否认、抛弃理性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于以往的“理性”传统的“拓展”、“补充”，或者说“深化”。他们指出，“人性”的核心部分并不仅仅是“理性”，而还应该包括更深层次的精神存在和领域，所有这些（包括理性、意志在内）都构成了普遍的“人性”的部分。但是，这些哲学家在超越传统理性主义时往往陷入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过于强调非理性的生命意志的作用，而简单否定理性的合理的作用。
19世纪法国哲学家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与他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实体本体论的批判密切联系在一起。强调变化、活动和过程可谓是当时许多哲学家共有的倾向。也正因为如此，进化的思想在19世纪的法国思想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们看来，进化已经不仅仅是生物学领域的发现，而是被拓展到知识、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社会呼唤和探索新社会秩序的哲学的体现。在知识的进化方面，圣西门最早在其《论人类科学》的著作中就描述了科学从虚构和推测到实证的进化发展的过程。之后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基本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科学进化的“三阶段”说。同样，还有芮南所提出的普遍进化的体系。最为突出的当然是后来柏格森在其生命哲学中所提出的“创造进化”的观念。
应当承认，在空想社会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之后，柏格森以前，19世纪法国哲学发展中的原创性显得不足。但是却又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探索，拓展新的哲学思索的可能的领域。他们试图吸取不同的哲学体系中的精华和要素来“拓展”哲学的视界，甚至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由于他们的思想缺乏独创性，甚至没有确定的立场，结果往往陷入了折中主义。事实上折中主义倾向成了19世纪法国哲学的重要倾向之一。但是，折中主义毕竟不是19世纪法国哲学发展趋向的主流。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尽管也包含折中主义因素，但这不是他们的哲学中的关键所在。作为整个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组成部分，19世纪的法国哲学毕竟处于这个转型过程之中。以不同方式对被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及与之相关的近代形而上学的种种缺陷进行批判仍然是这一时期法国哲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