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合理性”，正是它的“局限性”。对此，恩格斯明确地提出:“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3]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以“活动范围”和“研究领域”的区分，向我们提示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4]一旦进入“研究领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会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在对人生的反思中，是非、好坏、善恶、美丑、福祸、荣辱，是否可以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小我与大我、局部与整体、暂时与长远、理想与现实是否能够泾渭分明地分开？在对历史的评价中，功与过、成与败、进步与退步、正义与非正义、平等与不平等、发展与代价是否能够“超历史”地予以解释？反思生活，我们就会发现，“天上的太阳”与“水中的月亮”谁亮，“山上的大树”与“山下的小树”谁大，“心中的恋人”与“心外的世界”谁重要，决不是可以“形而上学”地断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只有运用辩证智慧去“保持必要的张力”和“达到微妙的平衡”，才能理解生活本身。这深刻地表明，辩证法植根于人类生活，植根于对生活的反思。
植根于人类生活的辩证法，不仅在对“生活”的反思中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恩格斯所说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即科学研究中，更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从19世纪初开始，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样，已经由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即“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科学。正是针对自然科学的这种基本状况，恩格斯提出，“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5]。因此，恩格斯强调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6]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然而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7]“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8]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把“辩证法”归结为超越经验思维的理论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