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韦伯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韦伯把“时代问题”归纳为技术问题，这一解读模式事实上导致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兴起。基于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社会批判理论家，大都把工具理性作为批判的对象这一理论事实，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就成为理解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兴起之关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技术不仅是现代性批判的视角之一，更成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这一理论倾向是从其开创者卢卡奇开始的。

卢卡奇把现代社会生活理解为一种“物化”，他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批判是从分析商品拜物教开始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提出商品结构的本质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掩盖了社会关系的本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物来反映。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也就是卢卡奇发现的“物化现象”。卢卡奇以马克思对劳动的“抽象化”为中介，发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形式合理化因素。具体来讲，他从生产过程领域的形式相同性入手，将抽象劳动理解为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精确测量的劳动，并从中抽绎出根据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卢卡奇在这里发现的合理化原则，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形式与内容之间矛盾关系的“座架”，这是他用以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社会生活乃至思想意识的基本框架，这一理论座架来源于韦伯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划分。卢卡奇以合理化的视角来洞察资本主义，揭示出其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将技术批判拓展到生产过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使得技术不仅作为现代性批判的一般视角，更成为支撑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卢卡奇发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一套在形式合理化原则支配下的法律制度和官僚统治，不仅如此，商品生产方式中的“物化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成为一种“物化意识”。卢卡奇实际上是将思想史的发展与社会史的考察相联系，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二律背反”归结为由“物化现象”所造成的“物化意识”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而认定近代思想意识产生于意识的物化结构之中。既然卢卡奇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分析中，辩证地说明了“物化意识”的现实根源，那么技术批判就构成解读近代哲学的一种视角。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遗产的基础上，卢卡奇为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物化”，不满足于在理论范围内单纯从方法上来超越，而是主张在无产阶级身上寻求一种现实的超越。这样一来，技术批判就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批判，更是作为一种现实批判的原则。由于卢卡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得以兴起，并奠定在现代性批判中的核心地位。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揭示出工具理性与启蒙的关系，提出所谓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事实上，这种神话体系与哲学的范畴体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5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合理化不过是启蒙辩证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辩证过程贯穿着整个欧洲文化史。《启蒙辩证法》提出，克服技术，需要对以往的和今天的启蒙“再启蒙”，这一过程需要通过辩证法的“内在批判”方法才能够完成。为此，阿多诺试图深入形而上学的基本矛盾，在其辩证本质之中实现内在超越，以建立一种新型的主客体关系，实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和解。[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