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题。寻溯技术批判的理论渊源，往往都归结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从合理化的视角来反思，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在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家看来，技术的实质就是形式合理性，技术批判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以韦伯的“现代性诊断”为起点，可以视为韦伯思想的延续。正是由于韦伯的影响，技术批判得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扩展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诸领域之中，从现代性批判的一般性视角，上升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
一、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合理性
技术批判是对作为“时代问题”的技术之理论回应，而这一问题之呈现直接归功于韦伯的“现代性诊断”。合理化构成韦伯“现代性诊断”的基本研究范式，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涉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分。形式合理性是一种事实的判断，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过程的可计算性，其本质是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计算与权衡，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实质合理性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其合理性来源于目的自身，集中表现为价值理性。在韦伯看来，形式合理性的实现离不开技术。根据韦伯的“现代性诊断”，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扩展，实质合理性的日趋萎缩。在现代社会里，不仅经济活动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行为，社会劳动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官僚制、甚至思想文化领域的意义丧失都是合理化的结果。正所谓，“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46]。
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在技术观上，韦伯与亚里士多德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类活动被划分为理论、实践和技艺三种基本方式。其中，理论和实践都是以自身构成其目的的活动，而技艺的目的则在自身之外，因此技艺不是自由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生产—技术为人类生存所必需，鉴于技艺活动相对于实践、理论活动的不完整性，故其地位明显地低于前两种活动。亚里士多德把技艺认定为一种工具性活动，相对于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而言，技艺是非完满性的人类活动，并不是自由的。就与活动目的的分离而言，韦伯把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工具理性，与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观并无二异。
韦伯对技术本质的这种判定，影响了后世很多哲学家的技术观。海德格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都是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理解技术。海德格尔透视了“现代技术之本质”：“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先验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47]萨弗兰斯基说，“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思想触及到时代的恐惧，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48]。无疑，这个“时代的恐惧”与韦伯对技术本质的判定直接相关。但海德格尔“同韦伯的其他批判者不同，他并不想对科学价值和世界观重新进行调和，用最后的形而上学的合题把他们合到一起。他有一个更远大的目的：要发现一个在这种区别、分化以前的新的领域”[49]。《启蒙辩证法》把工具理性扩展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支配性原则：“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而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50]然而，技术批判成为一种透视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视角，当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全面兴起。
二、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全面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