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1]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这里，我仅以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就尹达先生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讲几个问题，作为对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缅怀和敬意，纪念他的百年诞辰。所论如有不妥之处，请史学界同行和读者朋友指正。

一、关于对唯物史观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来重视理论指导，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特点是：第一，并不因为唯物史观曾经被看作是“时髦”的思潮而盲目地追逐它[2]；第二，并不因为它在同中国史学结合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走了一些弯路而放弃它。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因为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所以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念。从理论上看，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

尹达在20世纪50年代初，撰写了《怎样学习祖国的历史》一文，强调“我们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祖国的历史”。他指出：“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分析祖国的历史，才能够具体地发见祖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够从严肃的斗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发见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雄厚的力量，才能区别那些是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那些是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对任何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必然会以极大愤怒去揭发它，批判它。”[3]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在祖国大地上广泛传播之际，尹达的这些论述无疑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高度的原则性和社会责任感。

事隔30年，尹达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了进一步论述，他讲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某一个时期，或针对问题，强调其中的某些基本理论是可以的，但是要把这样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肢解开，各取所需，甚至不惜歪曲、阉割，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必然迷失方向，走入歧途。完整地、准确地、系统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从事历史研究，十分重要。我们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保证我们的史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科学成果。”[4]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这番话也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当时，一方面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诸说蜂起，唯物史观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尹达指出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对于维护唯物史观的精神本质和科学地位，具有积极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史学发展证明，大凡在史学上取得突出成就并为社会所认同的学术成果，不论作者是否做出明确的表述，都是同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指导分不开的。

二、关于历史研究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