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对推进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想就此讲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研究“社会的一般构成”是研究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2]。他还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侯外庐先生根据这个论断，得出一个逻辑的结论，即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历史研究不能不从研究经济学开始。他认为，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研究社会的一般构成是一个先决的问题，没有在这方面做确定的认识，就难得在历史研究中获得真知。这是他在《社会史导论》中讲的。[4]他说的“社会的一般构成”就是社会的经济形态，就是今天在历史学研究中已被大大忽略了的社会形态研究。我们重温侯先生的这些论述，对于明确历史研究的方向，坚持正确的治史道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现实意义，不是要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按照侯先生的做法做同样的探索，而是表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尊重侯先生做出的科学结论，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新的研究。现在，社会史研究是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有许多新的进展，出现了新的面貌。社会史研究涉及广泛的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社会现象，是应当肯定的。但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方面，有的研究者认为以往的社会史研究过时了，因而很少考虑到这方面的继承性，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史研究基本上避开了“社会的一般构成”，也就是避开了社会形态的研究去讲社会史。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至于侯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他多次强调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以社会史的研究为前提的。这是他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所总结的。[5]翻开侯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第一卷的首章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第二卷的首章是《汉代社会和汉代思想》；第三卷的首章是《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构成》；第四卷（隋唐至明末）的首章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其后，作者又补写了《第二、三、四卷序论补——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主义》一文，编于第四卷卷首；第五卷的首章是《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6]通观侯先生所讲的“社会”，重点在经济关系（以土地制度为主及与此相关的剥削关系）、阶级关系、等级制度和社会变革等。这些论述，今天看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完全脱离这些内容，思想史的现实基础又从何谈起呢。侯先生治社会史、思想史的理论、方法论遗产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其中的科学精神与真知灼见，是需要继承、发扬的。正是因为这样，他的研究方法和治学道路受到了一些有见识的学者的称赞。白寿彝先生说侯先生的社会史研究所得比之于他的思想史研究更重要，他这样说：“我认为，他的贡献主要是在社会史方面而不是思想史方面，他的代表作应该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后来，《中国思想通史》写得那么大，量那么多，但写这书的史学思想是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指导的。”[8]白先生自谦地说，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他的评价却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