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拥有丰厚的积累，而且至晚在东汉班彪、班固时，已经形成了史学之历史的意识。说它年轻，是因为它作为近代学科之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被明确地提出来进行系统的研究，至今才有大约80年的历史。当然，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这大约80年的历史也是很值得回顾和总结的。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深刻剖析“中国之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把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史学史意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24年，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认为：“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2]这里，胡适虽然没有具体地谈论“中国史学史”，但这是目前我们所知“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之最早的提出。1926年至1927年，梁启超做《补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演，在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是文化专史中的学术思想史之一个分支的观念，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3]

总起来说，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行进到20世纪初年，由于社会的变动和学术思潮的影响，逐渐发生变化，至“五四”前后则走上近代学科发展的道路，而中国史学史则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成为一门独立的专史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

一、中国史学史研究之提出的学术背景

关于“中国史学史”提出的学术背景，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史观的传播，另一方面是学术史的发展。

1.新史观的传播。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其历史观的主导因素，是西方进化论。19世纪末，严复、康有为大力介绍、宣传西方近代进化论，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潮。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是这个思潮在史学中的延伸和突出表现。他在此文中十分强调“史学之界说”，实则是以进化论重新解释史学。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4]显然，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等，都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这就是把中国古代史学上很早就产生的朴素进化思想推进到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历史哲学的新阶段了。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中，这种进化论思潮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新的中国历史著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纷纷问世，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陈黻宸的《中国通史》等。

上述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均有突出的反映。如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44年，重庆）一书，在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中指出：

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5]

这里所说的“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虽未明指近代进化论，但联系上文所述梁启超的论述和何炳松所倡言者，进化论则是其中之关键无疑。这是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著成而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