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重要转折

一、官修史书成绩斐然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经历了多途发展的历程。隋唐五代时期，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新的重要转折。第一个转折，是皇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第二个转折，是产生了对史学工作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第三个转折，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成熟的典制体史书巨著，这一新的表现形式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领域。第四个转折，是通史撰述呈现出复兴的趋势。这些重要转折，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并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先说第一个转折。

隋皇朝在史学上有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开皇十三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这表明皇家要垄断修史，魏晋以来私人修史之风的势头显然受到抑制。第二件事，是“《汉书》学”的兴盛。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汉圣”。杨汪学于刘臻，后为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为一时之盛况。萧该、包恺更是《汉书》学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2]。这两件事，反映出隋皇朝统治者的历史意识的强化。

唐皇朝历史意识的强化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唐高祖以宏大的气魄，下诏修撰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为唐代史学发展奠定了格局。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复诏诸大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纪传同时修成，唐太宗表示：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尤疾学者”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3]。五代史纪传是：

《梁书》五十六卷：纪六卷，传五十卷，姚思廉（557—637年）撰；

《陈书》三十六卷：纪六卷，传三十卷，姚思廉撰；

《北齐书》五十卷：纪八卷，传四十二卷，李百药（565—648年）撰；

《周书》五十卷：纪八卷，传四十二卷，令狐德棻（583—666年）、岑文本（594—644年）、崔仁师撰；

《隋书》五十五卷：纪五卷，传五十卷，魏徵（579—642年）、颜师古（581—645年）、孔颖达（574—648年）等撰，其史论及梁、陈、齐三史总论皆出于魏徵之手。

五代史记述了梁、陈相继，齐、周并立，以及隋朝统一南北、由兴而亡的历史。至此，南北各朝及隋之统一的历史已粲然齐备。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命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亦称《隋书》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由长孙无忌奏进。参与撰述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五代史志》包括十志三十卷，上接《南齐书》志和《魏书》志。其中，《经籍志》在学术史、文献学史和目录学史上有极重要的价值。

在《五代史志》成书之前，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史。他在《修晋书诏》中批评尚存的十八种晋史“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4]。重修工作以房玄龄、褚遂良监修，以曾经“总知类会”五代史撰述的令狐德棻为首，参与其事者凡二十一人。贞观二十二年撰成，包含纪十卷、志二十卷、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述了两晋、十六国史事。唐太宗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新修《晋书》曾题为“御撰”。《晋书》的志有很高价值，郑樵评论说：“《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