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重要转折

《晋书》以载记体例记十六国历史，是其一大独创，在民族史撰述上有特殊的意义。《晋书》卷八十二为陈寿、司马彪等一批史家立传，反映了突出的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在《五代史志》成书后三年，即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纪传八十卷、《北史》纪传一百卷，这是通叙南朝史和北朝史的两部著作。李延寿的撰述工作，颇得力于史馆的条件和令狐德棻的支持。

以上是唐初所修八史，占了古代“正史”即“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显示了官修史书所具有的实力。唐初所修八史都宣扬“天下一家”的观念，这同隋唐的政治统一是相关联的。唐代官修史书在国史、谱牒和礼书等方面，也多有创获。五代时期还有官修《唐书》的面世。

二、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

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661—721年）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

刘知幾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起担任史职，直至去世止，首尾20年。他参与了实录、国史、大型谱书等许多重要撰述工作，对史学源流，历史文献的聚散、得失、性质，以及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状况，均有深入的认识。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由此而显得格外强烈，加之他少年读书“喜谈名理”的禀赋，也逐渐培养起一种批判精神。他撰《史通》的原因，是因为“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6]。

《史通》二十卷，包括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合为五十二篇。有论者认为，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亡于北宋以前，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多。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也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一些见解。

《史通》以《六家》《二体》开篇，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阐述了史学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学发展大势；以《杂述》概括了史学的多途发展。这五篇，是对史学发展的历史的清理。它的《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编次》《称谓》《序传》篇，是关于史书表现形式的理论，而以论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它的《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点烦》《核才》《烦省》篇，是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的理论。它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篇，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的理论。《辨职》《自叙》《忤时》三篇，是阐说作者的经历、撰述旨趣和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外篇中的其余各篇，列举实例，杂评前史得失，以证上述有关理论。《史通》精髓在于“商榷史篇”“喜述前非”[7]，主旨是史学批评。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有它逻辑上的体系，这就是：关于史书内容，即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概括；关于撰述方法，而尤其强调慎于采撰；关于史书体裁、体例，认为“史无例，则是非莫准”[8]；关于文字表述，强调美、工、简要、用晦；关于撰述原则，以“直书”“曲笔”划定史家邪正、曲直的基本分野；关于史学功用，认为是“生人（民）之急务”，“国家之要道”[9]，史家则因其贡献不同而可略分等第。时人徐坚评论《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10]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