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

——史学批评的不同视角和层次

一、史学家和史学批评

史学家的思想和撰述一旦成为某种社会表现形态，即以各种形式的著作出现，它就成了社会的一种精神产品，从而也就必然要接受社会的评论。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的评论无疑总会带着阶级的烙印。同时，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一思想史上的规律，也会鲜明地反映在这种社会的评论之中。此外，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也会从各自的视角来评论各种史学成果，反映出在史学批评上不同的层次和要求。所谓不同的视角、层次、要求，只是相对来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里先说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在以前各篇中，已经讲到了不少史学家和史学批评的关系。现在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明这层关系，即史书中为史家立传的问题。

史书为史家立传，尤其是历代正史为史家立传，反映了后辈史家对前辈史家业绩之社会影响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史家及其撰述成果为社会生活中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认识。《汉书》为司马迁立传，《后汉书》为班彪、班固、班昭（曹世叔妻）立传，也为蔡邕、荀悦、刘珍等立传，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班固批评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这反映了他对司马迁历史思想的见解；同时又引用刘向、扬雄等人的话，说《史记》可称为“实录”[1]，这说明了《史记》的社会影响。范晔认为：“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2]他说的“大义”，不只是从史学意义上来看，也包含了社会评价的尺度。《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后序在讲到《东观汉记》《三国志》的撰述后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所谓“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是说它们在史学上的影响；“皆拟班、马，以为正史”，这就讲到它们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了。

盛唐史家，视野开阔，他们为前辈史家立传并总而论之，有更自觉的意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唐修《晋书》卷八十二集中为两晋史家立传。其中包括陈寿、王长文、虞溥、司马彪、王隐、虞预、孙盛、干宝、邓粲、谢沈、习凿齿、徐广十二人。陈寿是西晋初年人，徐广则处于东晋末世，相距一百余年。《晋书》作者把这些史家的行事、著述综括起来，编在同一卷书里，这是前所未有的。它一方面表明史学家之自我反省的批评意识发展到更加自觉的阶段；一方面也表明史学家们的活动及其撰述成果，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反映一代之史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此卷后论认为，史家的作用是“昭法立训”，这指出了历史撰述同政治统治的关系。至于讲到一些史家或“奋鸿笔”“骋直词”，或“继明先典”，或“综缉遗文，垂诸不朽”等，都是从史学成就上做出的评论。而所谓“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则表明对于史家的批评，同评论其他历史人物一样，要受到社会伦理、道德法则的裁决。《晋书》还为另外一些史家立了传，如卷三十四有《杜预传》，卷九十二有《袁宏传》，说明《晋书》作者在为史家立传上，也有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处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