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评的批评
一、批评之批评的历史
大凡有影响的史学批评，都会在其后引出一连串关于批评的批评，以至于形成一段批评之批评的历史。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孟子对《春秋》的评论，《国语》对左史倚相的评论等，都引发后人在此基础上的许多评论。班彪、班固对《史记》的评论，张辅关于《史记》《汉书》比较的评论等，在一二千年中不断地被后人评论，成为《史记》《汉书》评论长河的滥觞。刘知幾披阅群史，评论众家，不仅涉及许多前人的评论，尤其为后来历代史家提供了评论的目标。所有这些，汇合成了汪洋的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
这种现象说明，史学批评作为史家对史学的一种认识活动，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活动一样，并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顾炎武说：“天下之理无穷”，“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1]。这说的是他自己对于治学的认识和境界，但这句话却具有认识论上的真理价值。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历代史家对于史学不断认识的规律。刘知幾自叙其少年时代读史的心得和感受时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2]这段话或许有所夸张，但它生动地反映了史学批评确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这一认识规律。当然，年轻时期的刘知幾对于史学批评之批评，还没有自觉的意识，只是停留在“暗合于古人”的阶段。而在他撰写《史通》时，便明确地认识到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其中便包含了对史学批评之批评的自觉意识。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贯穿着史学批评家刻意创新的求异意识。顾炎武《日知录》卷首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不是史学批评的专书，但其中有不少内容是跟史学批评相关的。章学诚在致友人书中诚恳地写道：
鄙著《通义》，凡意见有与古人不约而同者，必著前人之说，示不相袭，幸足下与同志诸君为检先儒绪论，审有似此者否也？如其有之，幸即寄示，俾得免于雷同剿说之愆，感荷非浅鲜矣。[3]
这里说的“有与古人不约而同者”，跟上文顾炎武说的“古人先我而有者”，是同一个意思。顾炎武的做法是“削之”不载，章学诚的做法是“必著前人之说”，反映了他们治学的严谨。章学诚认为他的《言公》《诗教》诸篇，“其言实有开凿鸿濛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4]。他更看重的，也是自己的创新部分。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自觉意识和创新意识，也是促进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观因素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促进史学发展的主观因素之一。还是章学诚说得好：“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5]从总的方面看，批评，以及对批评的批评，应当以此为目的。从单个方面说，则应做具体分析。
二、批评之批评的是非
史学批评之批评的历史，并非直线发展。虽说见仁见智，求同求异，各执己见，均无不可，但其中并不是不存在是非与正误的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