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 中国史学发展概说

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

一、历史意识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已有了原始的历史意识，这从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先民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在文字出现以后，先民的这种原始历史意识逐渐发展为自觉的历史意识，这从卜辞、金文、官文书和史官记事中得以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对时事的记载和对历史的追述。《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意谓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又说：“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这意谓君臣上下，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我们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够像夏那样经历久远的年代，才不至于经历像殷那样的年代。我们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乐使上天高兴，以便从上天那里接受永久的大命。[1]《诗经·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这种历史鉴戒思想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一种很强烈的自觉历史意识。周人关于先祖和王朝的颂诗，见《诗经·大雅》中的许多篇章，也都反映出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卜辞和金文所记大多关于时事，它们作为文字记载由简而繁的确证，其中包含了后来作为历史记载的几个主要因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有关祭祀祖先的记载，涉及殷王朝的世系，则已包含了追寻历史的意识。金文中“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观念，反映出希望现实不被未来遗忘的历史意识。《大盂鼎》铭文关于殷人因酗酒而“丧师”的记载，同上引《尚书》《诗经》中的话属于同一种含义，也是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反映。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古代最早的史官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周官》《礼记》等书所记，古代史官名称很多，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曲礼上》还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表明史官对所记之事在选择上和处理上的不同。在目前所知最早的古代文献之一《尚书》中，讲到了“册”与“典”。如《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金縢》篇称：“史乃册祝。”《顾命》篇记：“太史秉书”，“御王册命”。册、典、志、记言、记事等，都同史官的活动相关联。到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先后出现了“国史”，编年纪事。这些国史，当时统称为“春秋”，也有称为“乘”和“梼杌”的。这个时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史官，周王室的史伯，晋国的董狐、史墨，齐国的太史、南史，楚国的倚相，各以其见识、博学和秉笔直书的精神受到后人的称颂。春秋末年，孔子据《鲁春秋》而写出编年体史书《春秋》，成为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私人撰史的史家。自此以后，直至清代，在大约2500年间，史官以及并非史官的史家层出不穷，代有名家。他们世代相承，把中华民族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传承和发展下来。

中国史学的这个特点，不仅中国古代学人有许多论述，而且为近代以来西方学人所推重。黑格尔指出：“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3]李约瑟博士在简述“中国历史编纂法”时，他根据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在评论司马迁关于商代历史的撰述中写道：

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三十个帝王中的二十三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对商代是完全应予承认的。[4]